“黑色幽默”在中国

编者按：本报开辟的“开放的翻译家人物谱”专栏于2月16日见报以后，受到了读者广泛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这一代翻译家译介的外国现代文学流派，各有着自己兴衰的过程，并在我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不同的烙印。为了审视这一段历史，促进对外国现代文学流派及

“黑色幽默”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流行的一种文学流派，是一种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学创作方法。它用独特的思维和夸张的语言，嘲讽作家想要嘲讽的社会现象，被评论家们归纳为“绝望的喜剧，病态的荒诞，阴沉的笑，绞刑架下的幽默，大难临头时‘致命一蛰’的幽默”。为了表示与马克・吐温式的幽默相区别，它被冠以“黑色”之名（black humor）。其代表作家及主要作品有：约瑟夫・海勒（《第22条军规》、《烦恼无穷》）、托马斯・品钦（《V》、《万有引力之虹》、《拍卖第49批》）、小库尔特・冯内格特（《冠军早餐》、《猫的摇篮》、《五号屠场》）、约翰・巴斯（《迷失在开心馆中》）、唐纳德・巴塞尔姆（《亡父》、《白雪公主》）等。

“黑色幽默”派否认自文艺复兴以来确认的人的品格和价值，认为人在荒谬、疯狂、异化和绝望的生存环境中，常会出于无可奈何的心情，来嘲笑自己命中注定的厄运。他们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情节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幅幅奇谲怪异的画面，使读者感到既新鲜又愕然，边阅读边好笑；在深度阅读中，进而内心产生震惊，感悟到自身与环境的荒诞性。他们的审美特征是：（通过内摹仿和移情作用）体验阴沉和痛苦，郁闷和忧愁，反常的辛辣，悲愤的玩世不恭，以及人际关系与世界秩序的无逻辑和非理性。它的锋芒，指向一个异化的、虚伪而残忍的“理性”世界，揭示它那种病态的可恶、可憎、可笑和可怕，呼吁对人的尊重和对良心的保护。

“黑色幽默”的艺术特点是：（1）立意怪谲，异想天开，用超越常情的细节、人物和场面和阴郁神秘的气氛来渲染主题，描摹荒诞，表现普遍意义；（2）用冷漠的、无可奈何的、自嘲的幽默，透过表面的荒诞喜剧色彩来表现深刻的悲剧性；（3）塑造非传统英雄式的（倒霉蛋式）主角，表现人类受一切异化力量压迫的生活本质；（4）小说结构松散凌乱，把现实生活的片断与荒诞的幻想拼接在一起，用非线性的、甚至非逻辑的叙事手段，达到形式创新的目的。正因为它既超越传统的文学创作方法，又有别于通常所见的现代派，因此不少学者把“黑色幽默”列入后现代派。

“文革”后期，复旦大学外国文学教研组开始悄悄地开展自己的科研工作，并且着手编译和出版内部交流的铅印刊物《现代外国文学》。当时“上面”交办的“战斗任务”，是要编译“美苏争霸题材”作品及故事梗概，“为反帝反修的外交斗争服务”。我当时担任教研组长，在译过《第五号目标》和《前车之鉴》等作品之后，觉得美国文学研究若老是说“美苏两霸争夺全球霸权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之类的话，这样下去于文学研究实无益处。遂与副组长赵守垠商量，并在时任系革委会副主任的杨岂深教授指点下，从英美的文学刊物中搜寻资料，最后将研究目标锁定在60年代中期成形的新流派“黑色幽默”上。1975年，我们以“为深入地开展当前××的斗争，需要研究一些现当代英美资产阶级文学流派”为由，终于获得“上面”“可以搞一点流派研究”的允许。

于是我与赵守垠立刻去图书馆等处搜集所需资料。最初到手的是美国约瑟夫・海勒的《第22条军规》和《烦恼无穷》（Something Happened），以及相关的一些书刊。我们分工：赵守垠摘译《第22条军规》，另一位教师摘译《烦恼无穷》，我则编译评论和研究资料。那种行径颇具“吊诡”（paradox）意味――借“革命大批判需要”为名，行研究现代派文学之实。

直到1976年8月，我们才在内刊《现代外国文学》第二期，推出了约瑟夫・海勒专辑，内容包括“前言”一篇，《第22条军规》（摘译9章，10万字），《烦恼无穷》（摘译第一、二部分，4万字），评论资料1万余字。这是“黑色幽默”这一流派初次在中国传播，这期刊物在交流单位中确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到了1979年，随着纠正极左思潮的深入，出版界思想进一步解放。上海译文出版社决定将《第22条军规》列入出版计划，随即约请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的教师合作翻译，并于1981年出版，初版就达93000册。1981年8月，陈?先生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接连发表《黑色幽默――当代美国文学的奇观》和《生活经验和美学意识的一种复杂结构――谈黑色幽默》两篇文章，该流派的其他作品也陆续翻译出版。随后，它不仅成为大学里外国文学史的讲授内容，在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中，也出现了类似“黑色幽默”的表现手法。这些都表明，“黑色幽默”正在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尽管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中，有人借口“黑色幽默”作品“散布异端”、曾对出版《第22条军规》提出指责，但这种偏见没多久就湮没了。这以后，“黑色幽默”在我国有了更广泛的传播。1986年1月，董衡巽等合著的《美国文学简史》（下册）中，在“后现代派小说”部分专门介绍了“黑色幽默”；1987年5月，我出版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评述》一书中，也专写了一章《在“黑色幽默”中窥视社会》。及至90年代以后，有关“黑色幽默”的资料汇编、研究论文、评论专著经常出新，“黑色幽默”作品的出版也更多了。仅译林出版社就先后出版了《第22条军规》及其续篇《最后一幕》，还有《冠军早餐》，《囚鸟》，《V.》，《五号屠场》，《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等“黑色幽默”作品十余种。

回顾30年来我们认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种文学流派的历程，充分表明，外国文学研究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我国广大外语专业教师和外国文学工作者，为了了解和研究当代的世界文坛，逐渐将科研重点放到20世纪欧美文学，包括积极研究和介绍西方现当代文学流派，并获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80年代初中期，大家对西方现代文学流派感到新鲜、好奇，许多人思想活跃，研究的热情很高，成果也多。1985年，西方现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流派大多已在中国登台亮相，并从不同角度加以诠释，以至这一年被称为“方法论年”。1986年4月，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鲍昌在天津召集会议，集中交流这方面的研究信息。当年研究气氛之热烈一时蔚为壮观，致使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成为中国80年代的一门“显学”。“黑色幽默”作为西方后现代派的一种创作流派，在丰富我们对文学表现方法的认识，进而加深对当代西方社会的了解方面，显然起了一定的作用，至少让中国的读者领略和体验到了一种新的阅读经验。仅就这一点而言，当年热心翻译、介绍、评论“黑色幽默”等西方现代文学流派的人们所做出贡献，也是值得记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