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进入普遍的有闲社会要比早许我国要早很多年，因此，西方学者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人的休闲生活，探讨“劳”与“闲”的关系，认识“休闲”的价值，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较系统的理论体系。然而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对“玩”和“休闲”充满偏见，一
1982年于老从当时负责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而获得“自由”之后，就开始了“和群众一道，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民自身的权利”的新事业。于老兴趣广泛，他的研究涉及自然、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并皆有一定的造诣。2002年他在回答北大研究生“至今做过的最得意的事情”时声称：自从从负责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我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20年所作的事情大大超过以前40年，比这个更满意、更得意的事情没有了”。他对玩学的关注和研究也可以说是“关注人民群众的民主和权利”的“最得意的事情”之重要方面。
于老关注玩学已久。1983年，他写过《儿童玩具小论》；1988年写过《玩具（大纲）》；1996年写过《关于（大纲）的补充》。他还笑称自己是寿自“玩”中来。
于老有一大套“玩学”的理论。首先，他从休闲学的角度对中国有许多包含抽象道理的至理名言进行了新的诠释和拓展。比如，于老最推崇的两句话（一句是“人之初，性本玩”，另一句是“活到老，玩到老”）就是对中国流传已久的两句至理名言的新解读。于老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活到老，学到老”这样的话虽有道理，但却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人一生下来就喜欢玩；过去，社会鄙夷玩，社会的传统是希望人们受教化，不要玩，但人爱玩是人的天性，在玩中学更有效率。因此，他认为，“人之初”，不光是“性本善”，还有“性本玩”；不但要“活到老，学到老”，而且要“玩到老”。进入20世纪90年代，于老又提出了后来被“玩家”视为经典名言的六句话―――“玩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这六句话可以看作是于老对玩学理论的抽象概括和对玩的价值的肯定。于老“大玩学家”的称号也由此不胫而走。据说，当于老的老朋友任仲夷听到这个“大玩学家”的称号时曾颇有感慨地说：“我也曾因为说玩，在‘文革’中受到批斗。我曾多次在青年团的干部会上讲过：做青年的工作，不仅要善于和他们一块学习和工作，还要善于和他们一块唱歌、跳舞、打球……一块玩。这个一块玩，硬被批成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青年引向邪路。”
1995年我国实行了五天工作制。当时，于老就很有远见地意识到休闲问题的现实性和重要性，并开始关注和研究休闲问题。在他的带动下，一批学人逐渐投入到休闲学的研究中。最近，由他和成思危、龚育之担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共分五册）已出版。这套凝聚中国学人十年学术积累的丛书初步地探讨了有关休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对什么是休闲、为什么要休闲、如何休闲等问题做了多层面、跨学科的思考。于老的《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便是这批硕果之一。
―――在这部著作中，于老指出，“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字眼，因为“闲”是同“社会生产力”这个大字眼密切相关的事物。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休闲生活的增加。闲暇时间增多当然是好事，可以使人在闲暇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可以将劳动从“谋生手段”到“乐生要素”，可以多方面地发展自我，由此真正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在这部专著中，于老以战略思想家的眼光，论述了休闲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他深刻地指出：“‘闲’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的文明进步是并行发展的―――从现在看将来，如果不属于闲的劳动时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减少，闲的地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是走向未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由之路。”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于老特别指出：“休闲是人们对可以不劳动的时间的一种利用，它是人的行动，是可以自我做主的。人们可以选择这种或那种休闲方式。不同的休闲方式需要不同的休闲产品和所需的服务。因此，发展休闲产业就不仅仅是一个企业行为或者经济行为，而且更能对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保障，对增强人的创造能力提供社会支持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于老赞同积极有益的娱乐和休闲，支持健康的、有情趣的、有文化品位的玩，反对那些病态的、庸俗的“玩命”、“玩花活”、“玩阴谋”。
今天，休闲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重要时代特征之一，成为我国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结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建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休闲学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正如于老在书中所指出社会的进步是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我们正进入普遍有闲的社会”。
（《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于光远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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