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校门之一
2002年8月，盛夏的哈佛校园肯尼迪学院迎来了一批不一般的中国学生。52位来自中国部委和地方司局级干部组成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第
一期，按照比普通大学生还要紧得多的作息时间和课程表，进行了六周的紧张培训。期间，所有中国学员几乎足不出户，连哈佛校园都没看全，但他们，却给哈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学员培训班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所经历的最成功的一届培训班，也是哈佛教授们遇到的最尖锐的一班学生。”哈佛最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赛奇教授说。
2004年，他们当中的一位女学员，用自己的笔，记下了哈佛的草坪、长春藤，和查尔斯河，记下了她和她的同班学员在课堂上与教授的唇枪舌剑，横刀跃马，带给哈佛的“冲击波”，和一个她心目中的哈佛。如今，归国回来的她担任了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
于是，有了我们这一次专访。
改变哈佛大学教授对中国官员的陈旧看法
读书报：据说，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学员的出色表现改变了一些美国教授以往对中国官员的陈旧看法。您能谈谈中国学员在哈佛的表现吗？
康宁：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资的引入，大量跨国公司的进入，外国人与中国政府、中国的政府干部接触很多，他们有他们的基本判断。但以前可能更多的是投资、谈判等政府行为中的接触，而这一次是在课堂，交流是理论上的交流。这些教师应该感觉得到，中国的这些官员已经不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来国外考察的官员，他们很多都在国外学习过，而且读过博士、硕士，有一些比我更年轻的，知识面相当的广，老师们重新发现了我们这些官员的理论深度，和对很多世界问题的看法。
和我们同期的也有一个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培训班，给两个班上课的哈佛教师就告诉我们，他们从我们这个班的学员身上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相形之下，我们这个班给人生机勃勃、积极向上的感觉，学员提问也很尖锐。据说一开始，教授们听说要给中国官员上课还是不以为然的，有的表示要看自己有没有别的安排，如果有别的安排，给中国官员的课就要往后排了。但是，上完我们这个班的课后，不少教授都打听“下一期什么时候办？我还要给这个班上课”。
国内案例教学做不起来有教师知识结构的原因
读书报：在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上，案例教学是哈佛教授们最普遍最主要的教学手段，目前，案例教学在国内也蔚然成风。但是，也有人认为，案例教学只是一种特殊的学习方法，有些课堂就不太适合案例教学。综合您在哈佛和国内的感受，您对案例教学如何看待呢？中国的高等教育有没有必要引入更多的案例教学？
康宁：案例教学肯定是有范围的，不是所有的课堂都必须使用案例教学，只是相对文科中的一些应用性研究的内容，如项目管理课程、MBA课程、教育理论、新闻学等方面。至少在应用型学科当中，我认为应强调案例教学的经验。
第二，为什么要用案例教学。我们国家现在是一个转型国家，转型国家中的制度创新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我们在管理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要不断根据现实改变自己的政策、策略。面对变化多端的现实问题，如果有一些特别好的案例，课堂上运用起来会使上课者有很多收益。对于一些有过工作经验的学生来说，运用案例教学更能调动他们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有时候他们讲出来的东西可能比老师还丰富。目前我们国内高校的老师，有很多没有在企业、政府待过，案例教学会使他们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践，会改变目前我们课堂纯粹以理论教学为主的形态。
另外一个，我们案例教学现在做不起来的原因之一，我觉得与我们教师的知识结构有关，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30～40%都在企业或者政府、非政府部门待过，他们就有大量的案例。只要你有学术的底子，本人又愿意，学院就可以聘用你专职讲授案例教学。哈佛大学也有这种聘用关系，他不是教授，也不是副教授，就是案例教学的讲师。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体制，但是，没有这个体制就应该改革，不能说没有这样的老师就不上案例课。我们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教学中有这样的兼职教授，但自己还要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不可能潜心搞教学，很难全身心把他工作中的现实的感受带到课堂上来。
我在国内的北大清华也上过课，我发现，哈佛的很多案例是国际案例，印度、新加坡，或者韩国，这些国家的有关情况与我们相似，我们也经历过同类事情，看看别人是怎么解决的，开阔了视野。可是我们高校里更多的是国内自己的案例，不具广泛性。
从哈佛借鉴什么
读书报：那么，哈佛课堂与您感受到的、经历过的国内的大学课堂相比，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呢？
康宁：我想所有出去上过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也就是说，哈佛课堂代表的是一种西方的教学方式。我对国外的教学有三点印象非常深，可以给我们的教学一点有益的启示。
第一，国外最主要的教学方式就是要自己学，主动权在自己手中。开一门课首先开的是大量的课外书籍，首先要读书，做笔记，上交。对他们来说，开的课外书最重要，而不是他讲的那部分课。但是现在国内很多高校的老师认为，他的提纲，或者他的教学笔记，他讲的那部分东西是最重要的。相比而言，国外的这种方式对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提高他们的素质是很关键的。不是我讲什么，你把它复述式梳理出来就行了，也不是我讲的东西是最关键，是你通过自己的学习进行鉴别，进行选择。学校是追求真理的地方，但真理从来都是在变化、在不断探寻过程中的，规律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把前人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探讨都告诉你，让你在巨人的肩膀上。
第二，学生要提问题。国外的课堂上，你提问题越多，老师就觉得你越是动了脑筋。甚至你可以提“愚蠢”的问题，但不能不提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受制于教育规模太大，没有时间让所有的学生都提问题。规模很大就要研究，做这么大质量会不会存在问题？大家应该能够在一起互相激发，个体学习和群体学习不一样。当然有些学校也做得很好，但是普遍来说，老师并不愿意你提问题。而哈佛的老师一上来就是，阅读已经给你们了，你们有问题吗？然后马上就有学生起来提问。每次老师对学生考核，提问的频率和质量是占很大一部分成绩的。还有，作业是拿老师的东西从头到尾复述出来呢还是有自己的思考。如果只是复述老师的东西，即使复述得非常完美，也只能得“C”。老师是评判你的学习方法。
最后，所有课程完了，学校要求我们给所有教师填一份很厚的、非常具教学指导性的评估表，对课程的设置、对老师的开场白、对作业的布置等等，很是详尽。北大清华也有这样的表，但做得就简单。而且校方会再根据这个表考核老师，当然这是其中一个手段，还会通过别的方式来了解教师的教学情况。
迫切需要制定《高等学校法》
读书报：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您这本书的前言当中提到，中国高校的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但是与哈佛等高校比起来，中国大学在推进市场化的方面做得还很不规范，不该商业化的部分已经商业化了。作为教育界的资深人士，您又亲历哈佛课堂，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康宁：我个人认为，中国大学在运用市场机制的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比如应该制定学校法。一个这么大的学校，应该是一个独立法人，但是我们对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却没有规定，没有规定来决定一个独立在市场中的机构应该怎么办。现在我们有《高等教育法》，但是没有《高等学校法》。大学肯定不是企业，但也不是政府，那它是什么呢？现在我们有1000多所大学，还有1000多所民办大学，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办学机构，对于大学来说，确实已经到了制定《高等学校法》的地步。包括我们所有的中小学都没有学校法，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说，各社会团体、社会机构对学校负有什么样的责任，社区对学校有什么样的责任，学校跟家长是什么关系。国外有些家长委员会是有这样的一些职责的，如果一旦认为这个学校没有行使它应该行使的义务，他们会上告到上一级组织要求停办这个学校的。这就是权利和义务。
哈佛和北大清华不具可比性
读书报：现在国内很多大学都在提出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您认为，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另外，在现有教师收入状况和大学经费水平不可能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发展中国家能否建世界一流大学？
康宁：我以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与目标，并不是特别确切的。因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相对概念，比如说，一些国粹的东西，和国外不具可比性，我们当然是一流了，而且还是第一。再比如说排名，每次排名都不一样，里边的内涵也不一样，而且我们追求的和外界认同的可能还不一样。我们国家的大学也有我们认同的一些标准，国情决定的一些标准。
不同的国家里，人们对他们心目中的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大家觉得北大起到它的作用了，觉得它就是一流的了。所以，一流是个相对概念，变化、历史的概念。如果一定要说哈佛和北大清华是什么关系，我认为，他们都有存在的必要。哈佛大学能够替代我们的北大清华吗？不能替代。你把它移植过来也不行。制度是不能移植的；要说国外的教师一定好，把哈佛的教师都请过来，那也不行。所以，教育实际是一个兼容并包、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共同推进的过程。每一个国家都有它需要的大学的第一，所谓的“一流大学”都有各自的学术传统和需要互相学习的地方。中国从其他国家学到了很多东西，但仍需要根据国情不断创新，我们需要的是中国特色的一流。哈佛和北大清华并不具可比性。
《走近哈佛课堂》，康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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