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术工作者来说，无论是治古代文史还是近代文史，尽可能多地掌握有关人物名号的专门知识，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基本功。
我对中国近代人物名号一直有深厚的兴趣。记得约30年前，我开始学写有关鲁迅研究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他的笔名的探讨，得到李何林先生青睐，发表于新办的《鲁迅研究资料》上。上世纪70
我当时对笔名探考的爱好，不知怎地让乐嗣炳老教授知道了。（乐老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与鲁迅、陈望道等一起发起大众语运动，是文坛老前辈。）一天他找我去，说复旦图书馆有一位因身体不好已提前退休回乡的全汉文老师，多年来积累了很多近代作家笔名资料，“你年轻身体好，我已建议他与你合作，编一本笔名辞典出来。”不久，全先生便寄来厚厚一包文稿，都是一笔一笔用复写纸手写，并已装订成册。我估算了一下，无论是人数和笔名数，都已超过朱宝?那本书了。我回信说，全先生已基本成稿，我最多只能据所知的作一些补充，“合著”则不敢，但我当帮助联系出版。我还建议最好改用四角号码编排，便于检索。没想到我问了很多出版社都没成功，更没想到几个月后全先生竟因我的提议将那几十万字的稿子按四角号码重新整理了一遍又寄给了我；尤其更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不久全先生竟病逝了！我认为他的逝世与整理笔名资料过于劳累有关，一直怀有深深的内疚。近时，我偶然读到沈津先生撰著的《顾廷龙年谱》，在1980年8月20日记有：“陈福康致信先生，建议上海图书馆出资影印或打印出版全汉文编《中国现代人物别名索引》。”给顾老写信一事自己早已忘却了，但由此可知当时我确实为全先生的书稿到处联系。
我后来听说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的徐?翔先生也在编笔名录，还曾向他建议吸纳全先生的遗稿，后亦未成。1988年，徐?翔、钦鸿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出版了。其收作者6000余人，笔名（包括别名等）3万余，并交代笔名的出处等。其数量、质量更遥遥领先于朱宝?那本了，是当时这方面最好的一部工具书。
我写以上这些，除了因笔名之事而怀念李先生、先父、乐老、顾老、全先生外，主要想告诉人们，整理和研究笔名是一件为他人治学带来巨大帮助的善事，但非常辛苦，可能要奉献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对以下要介绍的人称“笔名大王”的陈玉堂先生及其重大成果怀有深深的敬意！
陈先生1924年生，上世纪50年代在上海旧书店从业，在访求旧书刊的工作中对笔名产生了浓厚兴趣，刻苦自学，长期积累，成为专家。70年代末入上海社科院工作，后成为文研所研究人员。80年代初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时，参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主编丁景唐先生指示我如有笔名方面的问题可向陈先生请教。后来我们就认识了，成为忘年之交。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当然不止于笔名一端，他的《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就极受学林推重，拙著《郑振铎论》论及中国文学史撰著史时也得益于此书。但2005年1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最有光彩的学术奉献！这里，我只要举出两个数字就极为有力：此书共收人物14165位，名号数达十万以上（书中未载数目，我据索引估算）。而且都交代出处，并有人物小传。这无疑是当代笔名整理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2005年初中国出版界和文史研究界的一件重要事情。
陈先生此书其实早已享誉学界。199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即出版此书（正编），后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2002年，该社又出版此书续编。陈先生的了不起更在于，在两书出版后年届八十的他仍不断地搜集、增补、修订。这使出版社也深为感动，于是他们又主动提议将正续两编合二为一，再加修订补充，成为此一新版。这对一位耄龄老人来说，更是多么辛苦的工作！我知道，当时老人还面临丧妻之痛。除了书后索引是老人的儿子代编之外，其他都是老人亲自一笔一划地写出来的。老人不会电脑，尽管我见其家中孙女正在玩着质量高级的电脑，但他却完全做着“手工劳动”。老人居住条件甚差，生活极为简朴，屋里除了满壁图书外，还有几十抽屉的资料卡片。他就是凭着那大量的卡片，为我们奉献出这部大书的。当然，以一己之力，见闻所限，欲究尽近代笔名之汪洋大海是不可能的，有疏漏便是难免（例如，上述茅盾笔名“迂士”便失收了，而所收的“慕之”则当是郑振铎的笔名）。然而，以此为自己毕生事业，几十年锲而不舍，燃脂暝写，以求照亮后人治学之途，这种精神又是何等令人敬重！
关于陈先生此书，国内外还有过一些动人的故事。我亲自遇见的是，在北京潘家园旧书市场内，在上海的书画拍卖行里，一些老板均以此书为柜头秘宝（鉴定工具书）。陈先生此书竟然还能成为他们的生财工具，亦可一粲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