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科技界看得过于神圣，不切合实际；容忍科技界的行为失范，有悖于道德。那么，该怎么办？
―――秦伯益（中国工程院院士）
近年来，有一个叫作“学术腐败”的新词颇受人们的关注。这个词用来指称学术界如下一类行为：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伪造学历和工作经历以谋取利益，等等。“学术”自然是一个“好词”，“学术”而“腐败”，这个新词足以击中人们敏感的神经，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词是新词，人们常常也以为其所指称的现象也是新现象，但事实远非如此。
20年前，《纽约时报》两名科学记者布罗德和韦德撰写了《背叛真理的人们》一书，集中探讨了科学界的弄虚作假行为。书中列出了历史上一长串不诚实的科学家的名单：托勒密以“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著称于世，但他大部分的观察不是夜间在埃及沿海进行的，而是白天在亚历山大的图书馆里看中了一位希腊天文学家的著作，把他的工作据为己有后搞出来的；牛顿为了制服自己的论敌，“以空前绝后的技巧”“调整”了他关于声速和二分点岁差的计算，修改了万有引力理论中一种变量的关系，以便使它同理论正好吻合；美国物理学家密立根因首先测出电子的电荷而获得诺贝尔奖，但他为了使自己的实验结果更令人信服，违反科学实验的一般规范，挑选了最好的数据加以发表……“舞弊是一种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至今也不少见的值得注意的现象。”作者写道。
有人说，舞弊现象是科学肌体上的毒瘤和病变。我们知道，疾病并不是外在于人体的一种存在，而往往是人体正常功能的一种表现。“从病理的角度而不是用某种先入之见的标准来研究科学，就比较容易看到这一过程固有的而不是想当然的规律。”这本书并不限于描述科学史上和当今的科学界舞弊的若干案例，而着重于揭示被科学家和公众误解了的科学研究的真实本质。
科学受到特别的尊崇和批评豁免权同其“自我管制性”颇有关系。汉德勒曾说，科学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民主的并能够自我纠正自身错误的”系统。古德菲尔德则说：“在所有的职业中，科学最富于批判性。有专职的音乐批评家、美术批评家、诗歌和文学批评家，但就是没有专职的科学批评家，因为科学家自己就可以胜任这一角色。”构成所谓科学自我管制系统的有三大机制：同行评议；论文审查制；重复实验。防止舞弊的最厉害的一道关口是重复实验，一个新的科学成果很容易被别的科学家通过实验予以证实或否证。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布罗德和韦德的回答是：“不。”
1981年春，康乃尔大学的拉克尔教授和斯佩克特宣布了一个关于癌症起因的独特的新理论―――“激酶级联”理论，鉴于这个成果如此漂亮和重要，很多人相信，它会为发现者赢得诺贝尔奖。这整个理论基于斯佩克特提纯一种酶等一系列实验。许多著名研究人员转向了这一热门领域，但他们并没有下苦功去重复斯佩克特的实验。圈子里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了解了斯佩克特在康乃尔大学的同事们所熟知的规律，即那些实验只有斯佩克特才能做好，他不在，别人是做不出来的”。他们还找到了一个解释：“马克（即斯佩克特）做实验就是这么能干。”当然，事情终于还是败露了。
作者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完全照样重复一项实验是不实际的，原因在于：1、配方不全（指其他科学家不可能了解一项实验全部技术要点）；2、资源不足（重复一项实验往往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财力物力；3、缺乏动力（重复人家的实验能带来奖励吗？能发表论文吗？一般来说“不能”）。
布罗德和韦德质疑了人们对科学的逻辑性和客观性的信念。在20世纪取得极大胜利的维也纳学派认为，科学家在归纳逻辑的基础上提出假想，通过实验对假想加以证实或否定；科学是一种逻辑结构而不意味着一种探索过程。布罗德和韦德特别推崇库恩的观点。库恩认为科学并非教科书所描绘的那种积累过程；它是一连串的革命，每次革命都是一种理论范式被另一种理论范式所取代。单靠逻辑还足以解决两种范式的竞争，因为两种范式在逻辑上是不可通约的。在范式和理论的转变过程呢中，逻辑和理性固然并不是完全缺席，但非理性因素（信念、审美、直觉等）发挥的作用并非可以忽略。
客观性―――也即所谓的实事求是―――被认为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内容。然而，任何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都知道，实事求是说来容易，做来太难。19世纪中叶的美国科学家莫顿相信颅容量是衡量智能的一个尺度，他对一千多具不同人种的头骨进行了测量，得出结论说，白种人的颅容量最大，美洲印地安人居中，黑人排在最低一类。这一研究在当时被作为过硬的科学结论传播，并被用来为奴隶制辩护。而100多年后古尔德重算莫顿的数据却发现，各人种的颅容量并没有任何大的差别。科学史上的诸多类似事例都证明了，偏见和喜好如何像在其他人类活动中一样，也渗透在科学中。
与人们认为舞弊现象是科学世界的特例不同，布罗德和韦德相信那是一种职业通病，是科学的常态。“舞弊现象突出了科学的合乎人性的那个方面。”基于此，作者给出了一系列恐怕大多数中国读者都会一时难以接受的论断：
“必须清除的不是舞弊，而是这种传统的意识形态（指人们对何为科学的理解）。”
“在近代社会中，科学取代宗教成为真理和价值观念的根本来源，恐怕已经到了有害的地步。”
美国著名化学家卡尔・杰拉西的一部小说《诺贝尔的囚徒》（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虚构了一个故事：分子生物学家康托构思了一个关于癌症发生机理的绝妙设想，并安排其得意门生杰里・斯塔福用实验来验证这一理论。实验完成之后，他们联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理论，引起了巨大轰动，康托和他的学生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然而，另外的研究小组却无法重复杰里的实验；还有人向康托告密，暗示杰里可能在实验中作假……
我觉得这部小说很大程度上并非虚构，故事的原型显然就是上面提到的康乃尔大学的“激酶级联事件”。杰拉西在后记里写道：“作为一名从事科学研究的作者，我只有说服自己，他们（康托和斯塔福）的科研项目纯粹是虚构的，才能够深入描写那些行为和态度。其实，这些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情况更加常见。”
“把科技界看得过于神圣，不切合实际；容忍科技界的行为失范，有悖于道德。那么，该怎么办？这正是本书留给我们的思索。”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如此评价《诺贝尔的囚徒》。我想，这段评论用于《背叛真理的人们》同样合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