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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随笔:知识者的探求与言说

2005-03-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随笔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十分重要的文类之一,曾多次出现过繁荣和兴盛的景观,涌现了诸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张爱玲等一大批随笔大家。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笔理论研究与批评的严重滞后,很长时间未见有一部专门系统论述中国现代随笔的著作出版。在这意义上,黄科安《知识者的探求与言说――
―中国现代随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这部博士论文的出版就可说是一件虽然迟来但足可令人欣慰的事情,该著也就理所当然地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价值。

在黄科安看来,中国现代随笔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知识者的探求和言说有着内在关联,它与中国现代知识者在整个20世纪历史发展中潮涨潮落的精神沧桑史产生了一种最为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映像,既是现代知识者操持的一种话语形态,也是知识者自身得以栖身的一种生存方式,而这,正构成了中国现代随笔的重要精神内涵或特征。首先,从大的方面来说,受到日本和欧美现代文艺思潮与现代随笔作品和理论之直接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随笔,在对自身价值内涵的诉求上与知识分子对于自我的角色要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现代随笔在西方的流变史上一直重视对现代思想内容的形象表达,一直以自身的方式凸显着知识分子的人格色彩,是一种率性而谈无所顾忌最为自由的文体。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自我自法国随笔大师蒙田以来就一直不绝如缕地缠绕在随笔身上。而让现代随笔在中国得以完整确立的“五四”知识分子,正是一群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的先觉者,因而他们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凸显并提升现代随笔的作用,乃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其次,从中国现代随笔赖以存在的物质力量来看,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诞生与崛起为中国现代随笔的出现和繁荣提供了最为关键的精神要素与物质要素,前者是后者赖以确立的逻辑起点,而不是相反。晚清以来,中国士人在外来思潮和政局大变动的促动下,他们中的一部分开明之士在观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与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不仅在根本上断绝了中国士人“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而且进一步瓦解了中国士人之根深蒂固的皇权至上观念。这为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崛起提供了最好的契机。与此同时,在西方文明影响下,在中国沿海城镇初步出现的商业经济的促动下,随着现代报刊、出版社和大学等现代知识生产制度形式的渐次出现与确立,中国现代知识阶层不仅获得了赖以崛起的物质基础,而且有了能够予以自由表达思想的话语空间。而他们中的一部分执意要进行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知识分子,就自会在多种文类中选择现代随笔,因为它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批判性观点,是知识分子自己创制的且最能进行自我表达的一种言说方式或文体。我认为,黄科安在论著中着力凸显中国现代随笔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关联,不仅把随笔看作是中国现代知识者的一种重要言说方式,而且更为强调中国现代随笔是中国现代知识者在整个20世纪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既是非常符合历史实际,也是非常富有理论创见的。

正如其他文类在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发展途中经历了一番曲折复杂的演变一样,中国现代随笔也有着它的曲折复杂的历史,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尽情体验和品尝了人世的哀乐与悲喜,发出了并不仅仅属于它自己的如歌一样哭着或如哭一样歌着的伟大心曲。在黄科安看来,中国现代随笔在20世纪走过的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创建、发展、萎缩与重建四个阶段。所谓创建阶段是指中国现代随笔在1917-1937这个20年间所走过的特定旅程。中国现代随笔不仅于此间得以完整确立,而且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成就和社会价值,而这,也促使中国现代随笔之现代性在此间得以走向成熟和完成。发展阶段是指中国现代随笔在1937-1949年间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情状。如所周知,中国此时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的时期,在此种政治文化情状的直接影响或渗透下,中国现代随笔不仅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而且有着丰富的表现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萎缩阶段主要是指“文革”期间中国现代随笔所经历的灾难时期。这个时期其实是中国现代精神文化走向扭曲、变异乃至异化状态的时期,有着强烈知识分子气的现代随笔自然也难以避免其厄运的降临。1976-1999年间中国现代随笔进入了它的重建阶段。此时,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现代随笔又恢复了它那自由泼辣的生命活力。随笔热适时兴起,随笔创作又呈现为一种多元发展的态势。但是,著者认为,由于受到商业运作规则的不良影响,在这表面繁华的背后其实深藏着不少隐忧与缺陷,随笔创作一度呈现出浮躁的景观,并相应地缺少震撼人心的作品。黄科安认为,上述所言创建、发展、萎缩与重建四个阶段就构成了中国现代随笔在20世纪的流变史。总结其长处和不足,探究其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规律,无疑有助于21世纪中国随笔创作的不断发展和繁荣。

正是在对中国现代随笔流变史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上,黄科安进而在书中对中国现代随笔观念的艺术构建与审美创造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提升,试图建构一套符合中国现代随笔创作实际的理论话语系统,从而把此前并不成熟的现代随笔研究带往较为成熟的境地。在他看来,随笔之所以成为一种自由的文类,乃在于它跟随笔作家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征大有关系,因而对于中国现代随笔之文体艺术的研究,应该从探讨随笔作家艺术掌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开始,即研究随笔作家的思维类型对随笔艺术审美形式产生的具有决定性的深刻影响。而发散性思维和悖论式思维无疑是中国现代随笔作家艺术掌握世界的两种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思维类型,是属于现代随笔作家一种深层次的智能结构。著者认为,在这两种思维类型的主导下,中国现代随笔在其艺术表现形态上具有五个方面的审美特征,即:“非系统”、“闲笔”、“机智”、“反讽”与“诙谐”。正是这五个方面为中国现代随笔构建了一座座令人流连忘返的艺术殿堂,并为它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审美形态上的诸种可能。我认为,这种从大量的随笔作品和创作经验中归纳与提升出来的艺术表现形态,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中国现代随笔艺术的审美实际的,它对以后中国随笔作家的创作有着理论上的指导和借鉴意义。黄科安的这本论著无论在史实的梳理还是在理论的阐释与总结上,均对中国现代随笔研究做出了一定的开创性贡献,也是对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一次较为富有深度的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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