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如此“回忆”？

2005-03-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老同志之友》2005年第1期刊发了邓金禄同志的回忆文章《给周恩来当“小鬼”》，虽叙说不繁，却也披露了领袖人物在艰苦革命斗争环境中的部分生活细节，以惟妙惟肖的笔触反映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但文中也有明显误忆误记甚至背离历史真实的记述，试举二例：

文中说1936年初“曾与贺龙见过一面的大哥决定

去延安找贺龙。到延安后，我们遇上了一个骑马的红军干部，他就是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罗荣桓把我们送到了中央首长所在地瓦窑堡”。这里有几个疑点：其一，1936年初的延安还不是中共中央与红军总部的驻地（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更未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与象征，况且贺龙也没有到达陕北地区，他们怎么就能“决定去延安找贺龙”呢？其二，延安在1936年初是东北军的驻防地，作者又怎么会在这儿遇到“骑马的红军干部”罗荣桓呢？其三，罗荣桓同志当时的职务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而不是作者所说的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罗从1937年1月才开始担任该职。

文中叙述领袖们打球的文字非常生动、传神，说到“有一次，彭德怀为抢球打了朱德的眼睛，朱德不知是谁打的”，这种情形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在作者担任周恩来警卫员期间，也即1936年上半年，朱德正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北上的艰苦行军途中，他一直到1936年11月底才率领红军总司令部抵达保安（今志丹）与中共中央会合，而此间彭德怀则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西征，二人一南一北，始终不在一处，绝不可能在一起打球。

出现这样的错误，可能有三种原因：一是作者在将近七十年后进行的回忆，发生偏差乃至错误亦所难免；二是作者所记并非其亲历亲见，而是将后来所闻误植于1936年初；再者可能是作者在回忆过程中糅入了想象与艺术加工的成分，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作者杜撰的可能。出现前两种情况都可以说是基本正常的，若是第三种可能，则不免令人担忧，尤其是在目前人们都非常关注“回忆”与“口述”类体裁的时候，因为这样往往使错误的、杜撰的信息借“回忆”这一特殊载体得以流传，不利于历史真实的揭示，所以我们在阅读与利用回忆性文献的时候，一定不能轻信、盲从，而要注意考察、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