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3日是英国和爱尔兰传统的“世界图书日”，哈泼柯林斯集团旗下Harper Press出版社常务董事和发行人卡罗琳・迈克尔（Caroline Michel）在“卫报世界图书日论坛”发表演讲，论及图书出版业在电子时代面临的挑战。全文如下。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半年前法兰克福书展的旺盛人气，被认为是世界出版业复苏的一大标志。摄影：本报记者康慨
卡罗琳・迈克尔主管的Harper Press，经营着跨国出版巨头哈泼柯林斯集团的文学出版业务。此前，她曾参与创办布鲁姆伯瑞（Bloomsbury）出版社，亦曾执掌兰登书屋集团的平装本子公司Vintage出版社达十年之久。她于2003年加入Harper Press。
当我想到图书出版业如今的面貌，便不禁想起英国文学最著名的开篇之一：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昧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一同直奔天堂，我们一同背道而去。”（译注：见狄更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双城记》首章“死者复活”。）
当然，我并不是要说，图书出版业正在经历一场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巨变，但狄更斯式的、高度乐观和阴沉绝望的混合，似乎的确可以用来概括人们对当前出版业的议论和描述。
出版业危险四伏吗？
当狄更斯写《双城记》的时候，他已经是个世所公认的著名作家。而且，对出版人来说，19世纪中叶也是个大好时期。
狄更斯的这部作品，当时是在一本名叫《一年到头》（AlltheYearRound）的周刊上连载（译注：狄更斯的小说多在自己创办的周刊《家常话》（HouseholdWords）和1859年新创的《一年到头》上先行连载发表），他是这本杂志的股东。对给他出书的出版商来说，此举之影响，就好比在今天把一本书拿到《卫报评论》或《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连载一样。
此外，1849年的时候，作家们还没有代理人，他们对金钱的渴求，还没有让出版商睡不好觉。看看150多年前的情况，再拿我们今天的出版业做个比较，那么或许真要下结论说，现在的的确确是“最坏的时代”了。
现在，代理人遍地都是，往大的方面说，他们已经取代了编辑，成了作者的良伴益友。或许，对现代出版业的状态而言，编辑的变动是理所当然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从出版商到出版商，大公司就像移动棋子一样移动编辑。我感到很幸运，能与一些充满灵感的编辑们共事多年，如丽兹・卡尔德、汤姆・麦施勒、克里斯托弗・麦克莱奥斯和桑尼・梅塔，他们充满热情，富于信念，深知提供连续和稳定的出版支持对作者是多么重要。这些人，比如我在HarperPress的同事们，所组成的前沿和后备的队伍，无论对作者的事业，还是出版社，都极其重要。
然而，哪怕你对媒体上所说的东西只信一半，那么整个出版业都好像深陷于危机中，永无解脱之日，不论这是由于已臻极限的预付稿酬，还是因为零售商日渐强大的力量。
零售商利用其实力来要求更大的折扣，决定价格政策，通常会斩仓（cutmar鄄gins）买断。超市尤其如此，现在他们成了主要的销售渠道，因而不断施压，日益逼近出版业的底线。
总的来说，网上书店对出版业是个好消息。现在，亚马逊已经是英国第三大书商，且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其竞争对手。但是，有高兴，也就会有苦恼的时候：亚马逊和其他网上书店正在发展二手书市场，这样一来，它们很快就会变成威胁。二手书市场对现在的畅销书也有影响：《达芬奇密码》的零售价是6.99英镑，但是读者可以在abebooks上找到4.14英镑的二手书，ebay上的价格甚至低到了3.50英镑。如果他们不能在网上找到想要的书，那么去Oxfam也许就能找的到，Oxfam现在是欧洲最大的二手书店，其年营业额大约为1500万英镑。自1997年以来，Oxfam的二手书销量已经翻了四番，年增长率为10％。而新书销售的年增长率约为7％，利润的年增长率则只有6％。
不用说，无论作者，还是出版商，从二手书的交易中一分钱都赚不到。我们这个行业面对着这么多难题，所以发展起来，并不总是像我们期望的那样顺利。
关于图书业的死亡预言
也许可以这么说，有太多出版商，还在受到图书净价协议（译注：netbookagree鄄ment，指英国出版商与销售商协议，以标示价格作为图书售价，1995年废止，以便书业能以打折谋求更大销量）文化的感染和鼓舞。旧日如梦。那是最好的时代。在一种挥之不去的怀旧思想引领下，很多人相信，只要我们能同心协力，面对敌人结成某种联合阵线，我们的问题便会得到解决。
但是，任何这样的企业联盟都是不合法的，即使我们不顾这一事实，随便哪个出版商也都会告诉你，他们要搞联合行动，绝对是一盘散沙。无论什么时候，四下溃散的人都会多过保持队列的人。
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在变化的时代，求教于过去总是有益的。不过，沉缅于过去来寻找慰藉，也许是致命的。
拿今天与图书净价协议、甚至狄更斯的时代相比，实在是太容易了。面对着变化的前景，以及它所导致的忧惧症状，再熟悉不过的反应，便是那种拿过去进行不利对比的倾向。摆在面前的问题是，要找到一种合理的对策，哪怕它来自对过去的回望。不过，它也可以来自对周围环境的观察。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看看其他创造性产业的做法是有益的，尽管我们与这些产业时有竞争，也时有合作。
尽管电影业、唱片业、广播和电影业等，都比出版业要年轻得多，但它们至少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在它们相对短暂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始终回荡着死亡即将来临的预言。
举个较早些的例子：路易・卢米埃尔在1895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他曾公开声称：“电影是一项没有商业未来的发明”，他很快便从这一产业抽身而出。
从那时起到现在，认为电影业日薄西山的预言连绵不绝，甚至有些本行业的从业者也自唱悲歌。
电影曾被认为会杀死现场剧演，广播业也活不下去。这三种产业都曾被认为会随着电视的出现而死亡。电视也差一点被录像机消灭。唱片业―――从留声机到i鄄Pod―――则一直不断地被诊断为一种病毒，会杀死实况演出和音乐会。还有人所周知的说法：互联网会让一切走向末日。
在这阴森郁闷的历史上，图书业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声望―――它是唯一受到其他所有产业带来的死亡威胁的创造性产业。当然了，就图书而言，这种命定绝灭的说法由来已久。
苏格拉底曾预言道，文学的商业化意味着交谈的终结。好在苏格拉底的名声并不依赖这条判断，因为关于创造性产业的死亡报告总是大大地言过其实―――就像关于马克・吐温的死亡报道一样（译注：大概是指1897年，《纽约日报》 NewYorkJournal 刊登了马克・吐温惨死于伦敦的讣闻。作家本人也看到了自己的死讯，1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关于我死了的报道大大地言过其实了” greatlyexaggerated 。吐温又活了13年，于1910年去世。）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往往都是大错特错的。
对互联网的抗拒和利用
这是个有益的教训，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新技术已将预言这一行推到了超速运转的状态。我们不必密切关注每一种预言，以此来警告自己，最好还是看看其他的创造性产业，看看它们如何处理可能不久也会冲击我们的那些问题。
例如，自从Napster（译注：最早的点对点下载软件）诞生之日起，唱片业便一直在同网上音乐交换做斗争，但它刚刚才找到既可以让消费者接受，也能让他们获利的对策。即使最早的、非法的Napster在1999年被关闭了，但它的网络后继者，如Kazaa,edonkey和morpheus，却始终在推进着置版权于不顾的音乐免费共享。这不是个小问题：每月交换的文件或曲目达到了650亿。但是，唱片业逐渐扭转了局面。Napster以一种合法的形式重获新生，开始和苹果、微软等公司一起从事数字音乐销售。购买者大有人在。显然，越来越多的人准备为此付点小钱，免得触犯法律。
唱片业声称自己几乎无法抗衡数字音乐的传输，但是，这也许只是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尽其所能。出版业可以从中找到潜在的教训。
两个月前，Google宣布将对哈佛、斯坦福、密歇根和牛津大学图书馆，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所有藏书进行扫描，并上传至网络（译注：只有斯坦福和密歇根大学提供所有藏书，其他图书馆只对Google部分开放）。显然，这将影响版权保护已经过期的图书销售，尽管这种影响在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明朗。
同时，亚马逊不久也将在英国启动其“书内搜索”服务，这将允许你在数百万页的图书中搜索，以更明确地找到你想购买的书。GooglePrint也将提供相似的服务，让你最方便地在Google的搜索结果找到图书的内容。凡此种种的技术进展，至少会使读书活动脱离电脑屏幕，而不是离开书页，这样读起书来便更亲切，因而也更容易被接受，说到头，会更为流行。
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出版商会直接以数字形式向读者销售图书。在哈泼柯林斯的美国公司，我们已经开始在网上让读者提前阅读新书，这个首创的营销之举于两年前启动，我们称之为“先睹为快”（FirstLook）。
总体而言，由于图书交换行为的增长，图书出版业已经面临着自身的Nap鄄ster式的危机：图书在读者之间流动，并通过“换书网”（bookcrossing.com）加以组织和跟踪。（译注：该网站对bookcrossing活动的解释是这样的：“名词。将一本书留在公共场所，以让其他人捡拾后阅读，并继续照做的行为。”）
所以，随着数字媒体继续向出版领域扩张，唱片业的经验将变得宝贵而有益。
电影业也面临着对其产品进行网络非法散播的威胁，但他们已经为下一个大的技术进展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合法下载影片，并将其烧录成DVD。
创造性与商业性的对抗
出版业和电影业也有相似之处：对超级卖座大片和畅销书日益增长的依赖显而易见。在最近一期的《纽约客》杂志上，路易斯・梅南（LouisMenand）写道：“超级卖座大片是好莱坞的传统，但是对大片的依赖也是一种弊病。它从电影业的通体上下吸走了天才和资源。”正是由于对大制作信心过强，所以Coldplay（译注：1998年崛起于英国校园的一支流行乐队）的新专辑发行一告失败，百代唱片公司（EMI）便如外界所预料的那样，发布了本财年的赢利预警。这已使百代的股票市值损失了3.2亿英镑。
即使是画廊这样的静谧之地，也无法对这种现象免疫。《美术报》（TheArtNewspaper）三月号报道说，大型展览观众数量的增长，已经使展览活动的多样性降低，并且正在将小规模和更学术化的展览挤出市场。
这里要吸取的教训是，创造性和商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我们都有，也都珍爱自己的“摇钱树”（tentpoles）―――借用一下这个电影业的术语。太多关注那些未来的超级畅销书，甚至老卖同样的东西，因而一叶障目，那么它们便只能成为危险之物。
创意是创造性产业的根基，也是它赖以生存的东西。神奇的公式是不存在的，关于这一点，有时候我们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提示。谁知道当年Decca唱片公司为什么将甲壳虫乐队拒之门外呢？还有，为什么环球电影公司和联美电影公司都回绝了《星球大战》呢？伦敦几乎所有的出版商都与戈尔丁的《蝇王》，以及罗琳的《哈利・波特》失之交臂，这又是为什么呢？
不管答案如何，那些说了“不”的人总是有理由的，我们也相信，他们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从事创造性行业，就是在一个很少确定性的世界中工作。
当然，我们必须，也一定要充分使用所有成熟的市场工具，从人口统计学到数字化的资料库。在哈泼柯林斯，我们已经用一种名为“作者追踪系统”（AuthorTracker）的程序，取得了很大成功，它可以自动向50万读者按需发送电子邮件，一旦他们心仪的作家有新作即将出版，他们便会得到通知。不难想像，随着此类数据库的发展，出版业会发生怎样革命性的变化。电脑革命推动了发行和配送领域的巨大进步，恐怕不会有人拒绝这种进步。每个机构，无论大小，都有了自己的网站；几乎每个网站都效命于市场推广。
然而，在过去十年间，对基于新技术的种种服务，广大读者一开始曾颇为困惑，继而便感到惊奇，现在，他们已经离不开这些服务了。在这段时间里，五湖四海的商家也一直在学习，以便去开发这个勇敢的新世界。
但是商家只能告诉你，上一个时间段人们喜欢什么。他们无法，也永远不会为下一本畅销书写个大纲。大约正好十年前，FourthEstate出版社因为《经线》（Longitude）一书而大获成功，一股历史故事的热潮便突然席卷了市场，然而，没有一本能够重现《经线》的成功。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吃射走》（译注：Eats,ShootsandLeaves，一本讲述标点符号用法的语法书，2003年圣诞假期英国的头号畅销书）激起了同样的反应。
可以发现其他相似的例子，不仅出版业是这样，电影业、唱片业，或许包括所有的创造性产业，均是如此。暂且不管围绕着这些产业的兴衰变迁，如果你只想知道，它们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还兴旺繁荣的原因何在，那是因为它们总是关注着这样一个事实：与其他产业不同，我们经营的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创意。
现在是不是最好的时代，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将来的史学家去回答吧。不管怎么说，反正现在还没到最坏的地步。
图书将挫败所有的预言
出版业决非仅有的一个最伟大的幸存者，但是今天，在世界图书日这个英国最大的年度图书和阅读盛事之日，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这样的时代：英国书业每年创造产值40亿英镑，并且四分之一的产品用于出口；全英大约有5万个读书团体，而且还在增加；BBC第4频道播出的2005版“理查德和茱迪读书俱乐部”节目，仅在过去7个礼拜，其推荐图书便卖出了令人吃惊的70万本，这种情况促使BBC第1频道也要推出一个类似的自办节目。此外，现在每隔30秒钟，便有一本新书在世界某地出版。
刚听到这些最新统计数字的时候，我印象深刻，且大受鼓舞。接着我又想到―――尽管我这样想也许只有数字意义―――人们阅读这些新书，要想以每30秒读一本的速度，显然不大可能。这意味着一个众所周知但又很少被承认的现实，即，买的书比读的多。
柯尔曼先生（MrColman）―――芥茉酱的发明和推广者，并以自己的姓氏为它命名―――曾经说过，他之所以发了财，不是因为人们吃掉的芥茉酱，而是得自吃完菜以后，仍然留在盘子边儿上的芥茉酱。这好像是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类比，但我喜欢它，因为它说出了书和购书者之间的真实关系。
读者买书，不管他是不是读了，还是打算去读，或者希望去读，但是书的那种样子、感觉、味道，这些物理形式，本身便是一大快感之源，吸引着读者去买它，而不管随后他们会不会强迫自己去读它。
我相信，在面对所有其他要花掉人们时间和金钱的可替换物时，书的这种感觉性，始终都是它们得以幸存的一个主要因素。我确信，图书将挫败所有的预言，在电子时代继续生存下去，而且会保持它们存在了几百年，直到今天的大部分形式。
这就是我的预言，不过我要忠告诸位，应该以面对所有预言时相同的怀疑主义，来看待我的预言。但是，当我们凝望出版业的未来时，还有另一个更严肃的事情要考虑。
书的不朽与独特
亚当・斯密说过，人们“在创造利润的过程中，被一只无形的手所引领，从事着对社会有益的活动”，我相信，我们都是他这种说法的最好例子之一。当然，现在不难想到，书―――或许是非常非常多的书―――显然并未给社会带来任何有形的利润。但是这个原理是有效的。
出版业始终谋求创造利润。但是，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里，或许更长久，几乎没有什么企业可以声称，除了传播图书和知识之外，自己已经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利益。
发端于启蒙运动的思想，无论是法国的伏尔泰、卢梭，还是英国的洛克、休谟，或者亚当・斯密本人的思想，都是靠广阔供应的图书滋养，并得以传播。此后才有了工业大革命的兴起，以及我们今天享受的繁荣。它也播下了民主和支撑着繁荣的法律秩序的种子。
就一种完全个人的层面而言，图书已经起到了变革和创利的作用。朱利安・巴恩斯（JulianBarnes）在其《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 sParrot，译注：英国当代小说家巴恩斯著，译林出版社刚刚出版了此书的简体中文版）一书中说的简洁明了：“书上说，因为她有此行。而生活说，她确有此行。书向你阐明诸事，生活则是诸事的反面。”（译注：这段话接下来是：“我不惊奇于某些人更喜欢书。用书来理解生活。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理解的生活，只是别人的生活，而非自己的生活。”）
我只想多说一句，书如此所为，非其他别种媒体亦能为之。电影、戏剧―――甚至讲座―――能够阐明的东西很少。但是，没有什么比一本伟大的（甚至不太伟大的）小说更能促进理解。大众和个人通过书来丰富自己的过程，一直延续到今日，所以，不夸张地说，今天我们珍视的几乎一切，都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书。
因此，世界图书日是个好日子，可以提醒我们，历史和文化通过书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没有了书，便会人世茫茫。因为尽管有很多事可以庆祝，但也有很多人为读书感到担心，此话并非虚言：阅读正在衰落；随之而来的，或许便是更缺乏理性，更讲究本能、狂热，而且不可预知的社会。这是我们时代的烦恼之一：媒体上到处可见。这是对一个理性、文明时代即将死亡的恐惧，是对一个更为黑暗的时代即将来临的恐惧，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成了指南，所有党派的政客们紧随其后。
首席拉比乔纳森・萨克斯（JonathanSachs）说过，“保卫国家需要军队；但是保卫文明需要书”，此言甚是―――在索尔仁尼琴的生平和著作中，这种观点表露无遗，他相信“一个国家，倘若拥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如同有了第二个政府”。每一代人都会找到理由，来相信他们生活在最好，或最坏的时代。但是书具有一种不朽的价值，一种独特的意义，可以超越这种暂时的利害。
说到我，我会一直以传统方式读书。下一代人或许会离开电脑屏幕读书，在网上读书，通过录音机、iPod或者将来的不管什么设备来听书。对我而言，我相信也是对在座各位而言，这事关文字的力量，真正的独创，想像力的飞翔，激发灵感的辩论，兴奋的争执，催人泪下的诗篇，打开旧日之门、以理解现在和未来面貌的历史著作，闪耀着新光的传记，永生难忘的小说，还有打开每一本新书，翻开每一页时的那种激动和期望。
所以说到底，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沉思自己在出版界的一生，并且细想我还能做哪些行当时，我总会回忆起《双城记》里的西德尼・卡尔顿说过的话：“这是我做过的最好最好的事情……”（译注：卡尔顿为了爱人的幸福，代替相貌酷似自己的查尔斯・达尼尔上了断头台。这句话是他临死前的独白。）感谢各位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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