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故事新编》里有一篇《起死》，我所尊敬的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先生认为，整本《故事新编》就是“起死”。所谓“起死”就是让生活在彼时彼地的古人“复活”，与此时此地的现代人进行对话。“传记”所做的工作，也就是让逝去的故人“复活”―――为活着的人作传，不在其列；要勉强说，也可以说，即使写活人传也有
不过，在讲“也是”之前，我还得先说“不是”那一面。至少我自己在写《周作人传》的时候，从一开头就明确地把它当作“史学著作”来写，而从没有想到是在从事“文学的创作”。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传记与鲁迅的《故事新编》不同之处。鲁迅自己说得很清楚，他写的是小说，因此“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即“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不免时有油滑之处”。于是，伯夷、叔齐去首阳上的路上，会遇到华山强盗“小穷奇”，女娲的胯间也会出现“古衣冠的小丈夫”。讲夏禹故事的《理水》里，“文化山”上的学者还口说“0K”，大谈莎士比亚。这有点像今天的“戏说”。这在文学创作中都是允许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我的理解里，传记写作就不允许这样的虚构，哪怕是“合理想象”，它必须“言必有据”，连细节也要有根据。这是由传记的史学特性所决定的。
因此，传记写作对他的作者是有特殊要求的。传记作者必须要有“毫不伪饰”的史学家的品格，有史学的修养。写传记必须要有“独立的史料准备”，要在史料的寻觅、耙梳、鉴别，考释上下足功夫。根据我的经验，这实际上是对已经逝去的生命及其生命形态（不仅是书写、文本形态，也包括生活的细节）的一次寻觅，发现，是其乐无穷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传主的形象就在你心中逐渐活起来，站起来，从而产生真正的写作灵感与冲动。有还是没有这样的亲自寻觅，这样的史料的独立准备，写作的状态，以及写出来的东西所达到的境界是大不一样的。我自己在写作《周作人传》之前，就先编过三十万字的《周作人年谱长编》，写了二十万字的考释与分析文章。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要将在当时条件下可能收集的有关周作人的材料全部穷尽，至少在史料上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一个基础。当然，在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中，也会遇到许多朋友谈到的史料鉴别问题。我想，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可以鉴别真伪的；有的则是同一件事不同人的不同回忆，我主张将其并列，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可能更能显示历史与传主的复杂性。这也是将我们的历史叙述相对化。
但我还是强调传记写作与“故事新编”的共同点。鲁迅说他“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也就是要将传主写“活”，写出他的“魂”来：在某种意义上，传记写作与故事新编都是在“招魂”。不仅要写出外在事实，还要写内在心灵，但如前所说，又不允许虚构与“合理想象”：这是传记难写之处，但传记作者的本事，大概也就是如何在不允许虚构的限制中把人写活，也算是“戴着脚镣跳舞”吧。在“写实，写活”的要求之外，我觉得传记还应该传达出一种“生命感”。传记写作的最大特点，是它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生命；它的使命就是要将“这一个”具体的生命写活，充分展示其复杂性与丰富性，同时又超越于这具体的生命，写出更具普遍性的生命感。这里也有一个如何表达的问题，即是如何寻找一种既和传主的风格（人的风格与文字的风格）相和谐，又能和自己想传达的生命感相适应的写作者自己的叙述语调与叙述风格。
这里所讲的传记写作的生命意识，其实还有一半，即写作者自身的生命投入。有朋友提出，传记是“两个生命的对话”，这是很有道理的。我要补充的是，这更是一种灵魂的搏斗。我在写作《周作人传》的时候，就面临过“两个钱理群”的搏斗，我曾在《有缺憾的价值》一文中谈到过，这里就不多说了。作为一般的传记写作者也存在这样的困惑：既要“深入进去”，搞清楚“事实是怎样的”和“为什么会这样”，这样才能对传主有一个理解的同情；又要“跳出来”，正视事情的“后果”（这是许多传主本人见不到的），有研究者的独立立场与判断。我说这是一个“困惑”，是因为如果进不去，不能有理解的同情，你的描述与判断都失之表面或武断；但进去了，跳不出来，你被传主笼罩了，同样会失去独立的判断力。借用胡风的说法，写作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传记写作者与传主生命相生相克的过程。根据我的体会，这样的生命的相生与相搏，一方面可以收获“丰富的痛苦”，但同时身心的付出都非常大，是很累人的：当我写完《周作人传》的最后一行字，“写毕于1989年3月7日（农历己已年正月三十日）晨，正值作者五十寿辰”，我躺在椅子上，什么都不想动，仿佛一段生命都交付出去了。
在我看来，传记写作者与传主之间，是有严格的挑选的，彼此之间必要有“生命的相遇”，它不是纯粹的技术活儿，不是只要出题目就可以写的。对我来说，我愿意写、能够写的，大概就只有“周氏兄弟”二位。写完《周作人传》以后，就真的不想写别的传记了。前几年写了《与鲁迅相遇》，从鲁迅逝世写起，再追述他到日本留学时期“思想与文学的起点”，一路写下来，写到与太阳社、创造社的论战，只写了一大半；以后准备写“续编”，写鲁迅最后十年，与开头的逝世衔接起来，成为一个圆形结构：这勉强也可以说是一部鲁迅的精神发展史传。从死亡写起，本身就有一种生命感。这部书我也写得很投入，很累。生命消耗太大，这就是我不敢写传记的最重要的原因。至于外部原因，当然也是存在的。不过，在我看来，战胜自己，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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