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
萨特
法国存在主义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末，鼎盛于“二战”后的西方世界。代表人物萨特、加缪和波伏瓦，在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分崩离析，普遍发生“生存”危机的年代，通过小说和戏剧的形式，广为张扬了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给生活在“恶心”和“荒诞”的世界中迷惘困顿的人们，“选择”了一条“使人生成为可能”的“自由之路”。法国存在主义在60年代走向式微前，曾持续在本土掀起狂澜，广泛地影响了后来的欧美国家。它也曾两度东渐到中国，一次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一次发生在新时期，而对其全面的译介及研究，则主要在新时期的80、90年代，并对当时我国的文化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一度在某些文艺和教育领域引发了一阵“萨特热”。
我国早期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译介，可以上溯到1943年，在《明日文艺》上发表了展之翻译的萨特的《房间》。不久，作家荒芜和诗人戴望舒也翻译了萨特的《墙》。40年代，存在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是以文学的面貌出现，而且不是由哲学家，而是由法国文学研究家和现代作家来完成的。当时盛澄华、罗大冈、吴达元、陈石湘等人，发表了多篇文章，使得1947和1948两年，成为我国早期对存在主义文学介绍最为集中的时期。解放后，1955年9月，萨特与波伏瓦作为“进步作家”应邀来华进行访问。《译文》杂志为此发表了罗大冈对《涅克拉索夫》的评论和其翻译的名剧《丽瑟》（即《恭顺的妓女》）。到了60年代，由于政治因素，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在我国受到批判，但还是有一些存在主义作品被翻译过来，文学方面，有孟安翻译的加缪的《局外人》和郑永慧翻译的萨特的《厌恶及其他》。
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先是《世界文学》发表了施康强翻译的加缪的《不贞的妻子》，接着《外国文艺》发表了林青翻译的萨特的《肮脏的手》，这是进入新时期后我国读者接触存在主义文学最早的两部译作。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当时正值我国强调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使得许多外国文学期刊竞相介绍存在主义作品，出版界也紧紧跟上。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鼠疫》；到80年代中期“萨特热”继续升温，仅1985年出版的就有：《萨特戏剧集》，《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和波伏瓦的《人都是要死的》等，使这一年成为出版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个高潮。进入90年代后，存在主义作品继续以“合集”或“文集”的形式出版，如秦天、玲子主编的《萨特文集》（三卷），丁世忠、沈志明译的《自由之路》三部曲，李瑜青、凡人主编的萨特“文集”（一卷），沈志明、艾珉主编的七卷本《萨特文集》，郭宏安主编的《加缪文集》，柳鸣九、沈志明主编的《加缪全集》。还有《西蒙・波娃回忆录》四卷等。由于LesMots是萨特获诺贝尔奖的作品（尽管他拒绝了这份来自官方的荣誉），在我国至少出现了五个版本和四种译名：《文字生涯》（有沈志明和郑永慧的译本）、《萨特自述》、《词语》和《我的自传：文字的诱惑》。此外，萨特的著名长篇文论《什么是文学？》也出现在《现代西方文论选》（伍蠡甫）、《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袁可嘉）和《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朱立元）等多种研究资料丛书中。加缪曾因名著《鼠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该作品表现了面对灾难、人们积极团结战斗的精神，因而在2003年春我国出现“非典”时再度热销，成为“瘟疫流行时期的希望之光”和“拯救心灵的最佳读本”。
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反映在文学上则又可谓一种文学流派。它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诞的”，强调“人在存在中可以自由选择”；它对传统文学的“反映论”提出质疑，主张文学“介入”时代，反对顺从主义，张扬新的人道主义。这些文学理念，为我国新时期文艺提供了理论资源，丰富了人们对文学观念的理解和探索；而当年出现的“萨特热”，正好适应了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由于经受了“文革”的毒害，对传统价值和信仰产生动摇、迷茫，以致出现精神空虚。“存在就是合理的”，“理想太空虚，存在才可靠”等思想，当时不仅在青年中颇有市场，甚至对一些中国作家也产生了影响。
我国新时期对法国存在主义的评介，最有影响的当属柳鸣九先生。早在1978年11月，他就在广州“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作了《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的学术发言，从理论、创作和社会活动三个层面，肯定了萨特的进步思想。在1980年接着发表的《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中，对萨特再次给予了肯定。他编选的《萨特研究》一书，为学界献出了全面而丰富的研究资料，也为广大读者了解萨特提供了多种维度。此外，罗大冈、施康强、冯汉津和郭宏安等人，还有哲学界的一些学者，也都对存在主义的评介做出了贡献。如施康强发表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释义》等文，郭宏安则是研究加缪的专家，他在1982至1989年间，曾在《读书》上发表了四篇评论加缪的《局外人》等作品的文章。
当年对存在主义思潮的传入也出现过争议。以柳鸣九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萨特谴责种族主义，同情被压迫的黑人，其进步性应予以肯定；而以欧力同、冯汉津为代表另一些学者，认为它宣扬颓废观，故予以否定。双方后来达成的基本共识，还是对萨特文学思想的进步倾向予以认同。这场论争，对促进存在主义文学在我国的研究，起到了开拓和深化的作用。从70年代末以后，我国对存在主义文学的研究，越来越走向深入。如郑克鲁的综合研究、张容研究加缪、杨昌龙研究萨特、江龙研究萨特戏剧等，都又取得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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