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代表共662人，年龄最长的萨镇冰已92岁，其次司徒美堂、张元济、周善培也都在83岁以上，而年龄最小的学生代表只有22岁，周恩来称之为“四世同堂”。宋云彬、张元济、徐铸成和竺可桢，他们是学者、出版家、报人、科学家，更是历史的见证人，五十六年前的那个秋天，他们躬逢
开国大典
发言时间的精确记录
9月21日晚上，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先由周恩来报告大会筹备经过，通过89人的主席团名单，朱德为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请毛泽东致开幕词，接着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高岗、陈毅、黄炎培、李立三、赛福鼎、程潜、司徒美堂依次发言，散会时已是11点。
竺可桢日记记下了每个人发言的准确时间，毛泽东18分钟，刘少奇14分，宋庆龄12分，何香凝15分，高岗18分，陈毅5分，黄炎培11分，李立三16分，赛福鼎连翻译16分，张澜11分，程潜9分，华侨代表84岁老人司徒美堂连翻译13分。发言者中宋庆龄、程潜是特邀代表，陈毅是解放军代表，黄炎培是民建代表。
宋云彬在日记中对这些发言者有一番评头论足：“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黄炎培的发言，既不庄严，又不松动，令人生厌。程潜之讲词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应考末一名矣。宋庆龄讲话时，正雷雨大作，电灯忽灭，幸不久就亮。”
张元济日记说：“十时半散会，先是大雷雨，此时已止。”
徐铸成日记更生动些。“今日大会开幕时，忽雷电交加，大雨如注。散会步出，已满天星斗矣。”
9月22日，政协召开第二次大会，主要议程是听取过去筹备会的四个报告，分别是林伯渠、谭平山、董必武、周恩来作报告，张元济只记了一句：“是日周恩来演说甚久。”还是宋云彬有自己的看法。“今日作报告者，大都就拟定之报告书宣读一过，所费时间不多，独谭平山作口头报告，一口广东话，说来又不甚有条理，费时一点钟，令人生倦。”
发言内容的第一印象
9月23日下午举行政协第三次全会，有李济深等18人发言，徐铸成日记说：“其中，以刘伯承、粟裕、傅作义、梁希的发言，最受欢迎。刘、粟代表二野、三野向大会保证，短期内肃清西南、华南残敌，解放台湾，完全统一。傅甫由绥远归来，他说，蒋最近还有电给傅，说傅今天的处境，仿佛当年他在‘西安事变’时，望勿以一念之差，后悔莫及。傅并报告绥远和平解放经过，全场热烈鼓掌。傅发言的最后，还说今后将以将功折罪的心情，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力。梁为自然科学工作者首席代表，以朴质之态度，表示自然科学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决心。”
竺可桢日记也说：“今日讲演中以梁希、陶孟和、傅作义三人为最佳，廖承志演词亦紧凑。”上午他参加小组会议，国都问题一致赞同，纪年问题也无异议。“关于国旗问题则意见极为分歧，……无结果而散。”
宋云彬只是着重记下了傅作义的发言。“傅作义发言最坦率，谓此次赴绥远，蒋介石曾来电邀往重庆，有‘足下此次脱险，颇与十年前余自西安脱险相似，深可庆幸’之语，然余决不为所动，今日得参加大会，站在讲台上发言，真是既惭愧，又荣幸，更无限兴奋云云。”此前，8月29日，宋云彬在救国会例会上听沈钧儒作报告，毛泽东于6天前告诉傅作义、邓宝珊：“蒋介石造谣说你们失去自由，今请君等自由复归绥，如你们愿意返回蒋那边也给你们自由。”前一天《光明日报》收到重庆蒋方广播，居然说傅作义已脱险归来，将派机往接云云。但人们都料定傅作义等必能完成使命，返回北平。
这天下午的大会，张元济请假。不过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讨论会上，他明确反对采用西历。先是讨论国旗、国都，关于建都北京，“众无异词”。“至纪年一节，余以采用公历，合于世界大同之义，但目前尚难达到此境。至以现在为划时代，则民国犹是民国，民主犹是民主，不妨仍继续称民国纪元，今年为三十八年。且采用公历今年为一九四九，一则我国历史已有四千三百余年，多数不知历史者不免误认我国立国只有一千九百余年，似失国性；二则公历以耶稣降生为始，于我国回族、藏族不免有影响宗教之戟刺。”经过讨论，再四辩论，陈叔通力主公历，后来有人提出将原议和他的主张提交总会斟酌。后来周善培主张改元，“议论甚为透彻”，也提交总会讨论。
张难先不落窠臼
9月24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各单位代表共22人发言，徐铸成日记说“少精彩者”，只是“休息时，新疆代表献旗，并向毛主席献民族袍及民族帽，空气十分热烈”。竺可桢则说发言者中“以劳动英雄代表刘英源及张难先最为出色”。还是宋云彬记得最详细。
陈嘉庚平时颇善讲话（虽然说的是土话，必须翻译），今天照发言稿一个字一个字念，像过去私塾学生念书，听起来颇有滑稽之感。梅兰芳善唱戏，但上台读演讲词可不成。张难先发言不落窠臼，最后一段谓：“本席这个小组的代表中如张代表元济、周代表善培，都是七八十多岁的人，数十年不愿参加什么政治性的会议。再如李代表书城、宁代表武、张代表?村等都是中国同盟会的老人，好多年看见旧政府所作所为，都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遇到什么政治性的会议都是不肯参加的。却是此次所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家都欢欣鼓舞，不顾衰老，毅然参加，这实在是看见解放军军纪之好，政府人员之刻苦努力，以及毛主席、朱总司令之英明领导所感召。就这几位老先生之参加看来，真可以代表全国人民心悦诚服地拥护人民政府。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故本席附带地报告一下。”生面别开，毫无八股气息，博得全场鼓掌。
宋云彬日记也提到一位知名人士之发言稿“文字不通，念出来当然也不通，俨然以学者身份登台发言，殊令人齿冷也”。日记还直率批评救国会之发言稿，本无精彩，开头又加上一段“人民八股”，更觉无聊。“余以救国会代表名义出席政协，听了沙千里把这篇发言稿在台上念，觉得惭愧之至”。
在这些发言者中陈嘉庚是华侨首席代表，梅兰芳、张难先为特邀代表，许德珩则代表九三学社。
这一天张元济日记仅说：“有代表诸人演说，至十人而止。”此前9月21日政协开幕前，张难先等5位曾参加过同盟会的代表与出版界元老张元济等9人开小组会，推出张难先为发言人，周善培曾郑重表示他与张元济“向不参加任何党派，亦不问外事，此次系特别情形，应于发言时为之说明”。
9月25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有20人发言。“其中以陈明仁言辞最诚挚，大可钦佩。钱昌照根据事实发议论，颇不空泛。若马叙伦之流，大抵八股一套而已。”这几个人中马叙伦是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表，陈明仁、钱昌照都是特邀代表，两人都是从国民党阵营中倒戈过来的。
竺可桢日记说：“以农民团体代表李秀贞发言最为率直，周信芳即麒麟童说话如在话 演？ 剧，刘晓讲得最长，陈明仁讲反正经过最坦白……”
长老各执一言俊彦尽抒己见
9月26日，阎宝航转达周恩来的意思，想请83岁的张元济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发言，张表示“时间太短，亦不能畅所欲言，请作罢。俟异日有机会再陈管蠡之见”。这一天，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召集座谈会，参加的数十人都是“长老”，讨论简称“中华民国”的问题。周恩来首先发言，有关议案屡经小组讨论，大致上已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下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每次会议都有人表示似乎累赘，当初之所以在《共同纲领》草案中写入这一条，主要是为了顾及一部分人的意见，表示不忘辛亥革命创始的功绩。究竟如何定名方为“妥协”，他自称受毛主席之命，特约各位长老到这里讨论。有人主张应删去这四个字，张元济发言赞成删去。“何香凝起而抗议，邵力子和黄炎培则折衷其说，谓可暂留。”其他如陈叔通、陈嘉庚、马寅初、徐特立、周善培等都主张删，沈钧儒则说去掉这四个字并无忽视辛亥革命的意思，于是周恩来就拿他的话作为结论。
9月27日政协全体会议有代表25人发言。“其中有中共要求其发言者，如李任仁；有自己要求发言者，如罗隆基、刘清扬等。尤其是刘清扬。余笑语邻座之吴茂荪：‘清扬如得不到这次的发言机会，将死不瞑目也。’罗努生在旧政协时代为最出风头之人物。此公对美帝一向存有幻想，对苏联素来具有成见。（日本投降时余在昆明。努生主编《民主》周刊，余亦为编辑委员之一。努生告余，据彼观察，此次日本投降，先与苏联默契，换言之，即苏日默契，共同对付美国也。余问以何证之。努生曰，君不见苏联进军东北，日关东军之迅速崩溃乎？设非苏日先有默契，以关东军过去之作战能力而论，决不会崩溃如此之速。且君安知关东军之崩溃，非即关东军撤退之别称乎。余闻之大诧。告以余之所见适与君相反。余以为日本之投降，出自美国之诱胁，杜鲁门闻苏联与日本宣战而表示惊惧，日美两方均竭力夸张原子弹力量之大，皆其证也。努生不以为然。）此次政协主席团无此公名，当非无故。然此公究为政客出身，颇能活动，闻曾与张东荪相约，分别谒见周恩来，互相推荐。周站在统一战线立场，当然予以抚慰。今日努生居然登台发言，可知中共已准备给他相当照顾矣。”宋云彬记得很详细，他对罗隆基的反感也毕露无遗。
等到25个代表发言后，大会才进入政协组织法、中央政府组织法、首都、国歌、国旗等的讨论。“讨论过程中，袁翰青忽起立发言，对于中央政府组织法有文字上之修改，遂引起辩论，好出风头者乘此时机纷纷要求发言。余有意见发表，起立两次报号数，均为他人抢先夺去，主席周恩来问余有何意见，余谓众说纷纭，漫无目标，余固有意见，但不愿发表矣。”争辩数小时，周恩来主持下，居然逐案通过，但散会已是晚上9点多，“疲倦已极”。
竺可桢说：“国旗用五星红旗系审查委员会意见……今日骤然提出，实无余暇再行讨论，故余在投票时弃权。”
此外，通过了以北平为首都，恢复北京名称，纪元用公元，国歌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徐铸成在日记中感叹：“一九二八年北京改北平，余在，刚做记者不久，今日又改称北京，余参加决定，可谓有始有终。二十一年变迁，回顾有沧桑之感。”
9月28日政协休会，宋云彬被请到沈钧儒住处参加救国会的紧急会议。“沈老报告中央政府委员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协商情形。史良两个委员会内均无其名，大为不平，实则已内定任彼为司法部长，被选为委员与否，无关宏旨也。沈志远、千家驹等聆衡老报告，政协全国委员会预拟名单中有丁西林、竺可桢，大不谓然，以为彼等平时不谈唯物辩证法，有何资格当选。彼等浅薄无聊如是。”
9月29日，政协举行第七次大会，通过了《共同纲领》等多个议案，宋云彬说：“今日预料会议时间必甚长，孰知仅历两小时又半，殊出意外也。”
补充完善共同纲领
早在大会开幕前，竺可桢曾多次参加小组会有关《共同纲领》的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9月9日，竺可桢出席政协小组会，讨论《共同纲领》，小组召集人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竟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发言最多的是施复亮、陈瑾昆、沈志远等。“余对于纲领已先阅过，认为其妥善，故不发一言。”9月12日，教育小组会议，“共谈四小时之久，对于各条一字一句均加以研究，余认为太费时间……”9月14日，开小组会讨论《共同纲领》。“发言以陈瑾昆为最多，但几乎无一被采取。多数问题均讨论后维持原案。余发言二次。一为三十三条制定恢复和发展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计划，提出在其上加‘应即日作资源生产、人材之调查’一句。大家以为此不是原则，只是办法，故未加入。又第四十三条普及科学知识下，余主张加‘和技能’三字。虽有人赞同而若干人以为科学技能是不好普及的。经施复亮主张‘增加科学技能’，始被列为参考。实际此两项意见余均采取会议 上 人家之意见也……”
同一天下午曾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讨论《共同纲领》修正稿，83岁的张元济认为：“《共同纲领》文字甚欠整洁，前后亦欠贯串。发言人多斤斤于词句之末。”所以他递了一张纸条给会议主席章伯钧，表示想先请假，但对第17条有意见，可否准先陈说，章说明后就让他发言。“余言第十七条‘禁止肉刑’云云，自汉文帝废止后，似唐宋以来均已无之。近惟黥刑尚未废，但非正刑。肉刑早已禁绝。际此文明进化时代，如以此列入，于我国面子甚不好看。我料此所谓肉刑者，当指鞭笞而言。其实民国以来，鞭笞亦已禁止。至于私刑，则比比更甚，亦禁无从禁。鄙见事实上早已无有，何必再缀此语。特为提出，请共同讨论。众议亦以为所指定是鞭笞，俗称体刑。”章伯钧说：“等讨论后，再通知结果。”
9月16日，张元济写信给章伯钧，又提出《共同纲领》第3―6条，“拟请补入‘航业’”。9月26日，上海文管会副主任韦悫询问张元济有无什么不便、不适应之处，对会议有无意见，他表示招待周到，“可感”。“又告以对《共同纲领》曾提出撤销‘禁止肉刑’字及‘推广海运’已采列。又提出‘爱科学’一项与上下文不甚相称，未被采用。余无他意见。”9月29日，资耀华还奉周恩来之命，专门向张元济转达了《共同纲领》未采用“爱科学”三字的理由。
有人未得全票
9月30日，政协举行第八次全会，选举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竺可桢日记说，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名单“经全体无异议通过”，人民政府委员则由票选。“散会时大家兴高采烈，在极度兴奋中唱《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政协委员的选举，只是将经过各单位协商通过的名单整体提付表决。“盖以全国委员有一百八十人之多，若以无记名联记法投票，则开票手续至繁，为时间所不许。然此中尚有一重要之原因：名单中有章士钊，为多数代表所不喜，若不以整个名单付表决，章必落选无疑也。”至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选举，依据29日全体会议的决定以无记名联记法投票，代表在选举时有权舍弃名单中的任何一人或若干人而另选，选票上每一候选人姓名下都留有空白，如代表不愿选某人，可在某人姓名上加一“×”，在下面另写上想要选举的某人姓名（只“×”去某人，不另写他人也可），宋云彬仅仅在选票上“×”去了张治中、张东荪。
张元济日记说，整体通过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免除了类似章士钊那样的争议。此前，9月29日，张难先召集他们这个小组开会，说昨天讨论选举名单，又有人反对章××，嘱同人谅解不要在大会上提出异议。这个“章××”显然就是章士钊。9月28日，张难先召集小组会讨论选举名单，张元济被列入“全国政治委员会”（即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张元济请张难先代他辞去。实际上他想辞也辞不掉，名单上有他，最后还是被选上了。
念念不忘保全领土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候选名单分发下来之后，大会主席说同意的加“O”，否则加“×”。张元济认为“素不相知者，无同意不同意之可言，拟质诸主席。邻坐诸人阻勿言，谆劝加‘O’为妥”，最后他同意这么做。还有一项议程是通过一个宣言，张元济报名发言，提出在宣言稿中加上“保全我国领土”字样，他说自己近读《参考消息》，“有人觊觎我西藏，又云南、两广边界外，亦对我有啧言”，所以他提出在“解放全国领土”这一句的“解放全国”后面加逗点，加“保全我国的”五字。他解释这样改有两层意见，一是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所说不许任何帝国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土地，二是《共同纲领》第十条、第五十四条所说的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他希望能在宣言中郑重声明，“我言下之意不许别人侵略我，我亦只保全我之领土，并无侵略他人领土之意”。许德珩起来发言，“主张维持原案”。周恩来在台上提议巩固国防之下，加保全我们的领土字样。会议主席问他是否同意，他当即表示同意。
10月17日，张元济离京南归前夕致信周恩来告别，仍惦念此事。“政协最后集会，弟于宣言谬陈管见，意在禁人侵略，自求保全，非我领土，断无侵略，仰荷明察，许为采纳。”
乘检点中央人民政府选举票数的空当，大会宣布在天安门广场建纪念烈士碑，邀请全体代表前往参加奠基礼。等代表们回到怀仁堂，宣布投票结果，“掌声不绝”。当张元济回到住处，“厨房已熄火矣”，他只好“以饼干充饥”。
徐铸成日记只记下了“宣布毛主席当选时，全场欢声雷动”。这一天上午，他还特地到王府井大街理了发。“因明日开国大典，个人亦应有新面目也。”
10月8日，广州的国民党残余政权，在行政院会议上通过了“通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名单、中央人民政府人员名单，以及“附‘逆’有据之官员”名单，其中包括钱昌照、吴有训、张志让、梁希、马鸿宾等。也是这一天，马寅初告诉竺可桢，新政府四个委员会和三十个部的主持人物之所以迟迟不发表，“皆由小党派之各欲占一席”。
禁不住“感极泪下”
10月1日在女记者杨刚的《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这篇通讯中，最让人难以忘却的场面可能是广场上的人群一次次发出“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毛泽东则在城楼上、在播音器中呼喊“同志们万岁”回答他们，楼上楼下一呼一应。“群众是欢呼跳跃，主席温厚而慈祥的手在空中摇动不停，累了，便另换一只手，他的全身凝聚着力量，他的脸上发出庄严而慈祥的光辉。”
可惜的是这一幕在竺可桢、徐铸成、胡风他们的日记中没有记录。这一天，气象学家竺可桢记下了那天北京的天气，“早晨阴，下午阴”。“午后二点乘车经午门至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天安门前之广场新辟成，可容十七万人，如排得紧可三十万人。……会场之庄严为余所未曾见。三点典礼开始，主席毛及六位副主席……及五十六位政府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升国旗，奏国歌，鸣炮，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下去是阅兵，自三点三十五分直至六点始毕，然后各机关学校喊口号，依次散。因人数众多，至八点半尚未散尽。”
张元济记下的北京天气可与竺可桢的相互补充。“晨微雨，午饭后渐晴霁”。“是日通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楼上行政府成立礼，升旗、阅兵、游行。……拾阶而上，见游行队列坐广场，蜂屯蚁聚。届时赞礼宣布开会，作乐鸣炮，宣读公告。继朱德阅兵，先步兵，后机关枪，次炮兵，次海军，继骑兵，继坦克车而飞机则遨翔上空，寥寥无几。行伍行毕，游行方始。”直到夜晚，他已入睡，“闻外间游行欢呼声至夜半方止”。
徐铸成以一个职业记者的眼光和笔调记下了那一天的亲历亲闻，当毛泽东大声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全场一片欢腾”，他也禁不住“感极泪下”。他和老朋友郭春涛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了这一盛况。“回忆二十一年前国民党军‘底定’京津，亦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群众不过数千人，政分会主任张继任主席，吴稚晖代表中央致词，忆有‘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不要来而不干’之精语。时春涛为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代表冯玉祥发言。余当初当新闻记者，亲自参加采访。余提及此旧事，春涛谓亦记忆犹新。问有何感想，春涛沉吟有顷，说：‘如蒋不如此倒行逆施，今日亦当为主角欤？’余则谓历史人物，往往如此：拼命抓权，排除异己，最后两手空空，成为孤家寡人，殆即所谓历史的辩证法欤？”
胡风的日记很简单。“下午三时，天安门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阅兵，人民大游行。典礼与阅兵从三时到六时，群众行列从六时继续到九时一刻。”但不久胡风就把这一天写入了他的《时间开始了》组诗《胜利颂》中，他以汉语中能找到的所有最美好的词汇歌颂毛泽东，甚至有这样出人意料的诗句――
毛泽东一个新生的赤子一个初恋的少女一个呼冤的难主一个开荒的始祖……
他更是以激动的词汇歌颂那一天广场上的盛大场面。
海！欢呼的海！歌唱的海！舞蹈的海！闪耀的海！从一切方向流来的海！向一切方向流去的海！劳动着，战斗着，创造着从过去流来的海劳动着，战斗着，创造着向未来流去的海！
（摘自《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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