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界，有那么几位学者兼翻译家的名字，是牢牢地与他所研究和翻译的某位外国著名作家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李文俊与福克纳。中国读者只要一提到福克纳，马上就会想到李文俊，一提到李文俊，也马上就会想到福克纳，福克纳某种意义上成了李文俊的标签，尽管李文俊的研究和翻译，并不只限于福克纳。
这件事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位外国文学界的老前辈，面对一位刚入行的年轻人时，说话的态度那么心平气和、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丝毫没有架子；讲话的内容是那么真实、实在，丝毫没有做作与粉饰。后来我渐渐发觉，许多像李先生这样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成就卓著、令人敬仰的权威专家，在自己的单位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更不可能有什么特殊的待遇。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一直与李先生保持着联系，而且多次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见面。李先生的为人，用“实在”二字便可概括了。和李先生打交道，一点也不累。而且，在翻译和研究方面，李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实在”二字。
1980年代，《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美国文学简史》等一些权威著作中评介福克纳的部分，皆出自李先生之手，《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福克纳卷”是李先生辛勤劳动的结果。他还凭自己多年介绍、翻译（包括《喧哗与骚动》在内的四部福克纳的力作）、研究福克纳的独特积累，写出了可谓扛鼎之作的《福克纳评传》。尽管如此，面对晚辈推出的《威廉・福克纳研究》，李先生立即给予肯定，说“那是专家的研究”，“需要有创见，甚至得力排众议，标新立异”。而把自己的研究称为“为翻译这一目的所做的准备、辅助工作”，是“为了理解作品，以便准确而传神地译出一部作品”。
在2002年7月23日给我的一封信中，他曾写道：“我觉得自己现在译书，对原文比以前扣得紧了，年轻时胆子大。现在是连一个‘小螺丝钉’也不敢丢掉了。”他在这里说的扣紧原文，就是人们说的“忠实”。拿李先生的译文与其原文对照可以发现，他是尽量在内容（主要是意思，即原作说了什么）和形式（主要是风格，即原作是怎么说出要说的意思的）这两方面尽量保留和体现原作的原貌。他认为，像福克纳这样的文学大师，“他要怎么写，怎样用标点符号，也许不合规范，但总有他自己的道理”，他作为译者，只有“尽量理解福克纳的意图”，“宁愿是原来的错也跟着错，而不愿把原来对的瞎改成错”。李先生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对原作的忠实程度，从他对待原作标点符号的态度上，已可见一斑。
实在的人就是实在，连谈起自己的研究、谈起文学翻译，说的句句都是实在话。
这么一个实在的人，在我心中的形象是高大而又可敬、可亲、可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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