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份出版的《随笔》第六期发表了贺敬之同志的《关于胡风平反问题致〈随笔〉的一封信》，主要是针对贾植芳先生为拙著《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所作序中涉及到的他的情况。同期，还发表了贾先生给《随笔》主编杜渐坤先生的信。《华夏诗报》也于10月25日发表了贺敬之同志的上述致《随笔》的信，并加
两个月后的12月26日，黎辛同志在《华夏诗报》上发表了题为《我见证：贾植芳的不实之词》的长文。文中涉及到了一些情况，并对我有所质疑。近日来，我翻查了当年的记录，核对了一些情况，在此仅就贾先生序文中提及的我所知道的情况做一点说明。
贺敬之同志是我父亲很看重的诗人，早在抗战时期，他就在《七月》上发表了贺敬之同志以“艾漠”为笔名的诗歌，后来还将贺敬之同志的诗集《并没有冬天》编入《七月诗丛》出版。建国后，作为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父亲对他也是相当尊重的。在父亲于1980年3月底回到北京后不久，也就是贺文中所说的“在1980年”“参加胡风复查平反工作之前”，他曾前来看望过父亲，这是我们记得的。但这次并不是贺文中认为的“贾文中说的这次谈话”。贺敬之同志可能由于工作较忙，记忆有误。根据我和兄弟们的记忆，又查核那几年我家的“大事记”，发现里面有着“1984年12月8日，贺敬之来”的记载。黎辛文中说的是：“至于贾先生说的胡风向贺敬之所谓‘申诉’，时间是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时’。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是1984年12月29日到1985年1月5日召开的。”所以，可以肯定，贺敬之与父亲的谈话就在这一时间。事后，母亲告诉我，在谈话中，父亲向贺提及自己的“政治历史”遗留问题，问能否帮助解决一下。但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1980年的中央平反文件，贺当时即明确表态说不可能，因为这是中央已经定了的。当然，正如他文中所言，作为“本案的被牵连者”之一，他肯定也是“希望胡风得到彻底平反而决不会是相反”的，但他由于“在当时总的情况下”，存在着“认识水平的不足和思想上的局限性”，加之所处的地位，所以他这样的回答也是无可厚非的，何况他并没有参与第一次平反中的政治历史问题这一部分。只是，当时我父亲虽然精神已较正常，但这一冤案的阴影往往时有时无地笼罩着他，情绪常有波动，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病人。所以，当时贺敬之同志不够委婉的回答在客观上对他的精神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于父亲青年时期的那段历史，他在监狱里被反复追问，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曾被迫承认过，但很快就清醒过来，从各个方面来证明这些指控不是事实，并且，以后再也没有含糊过。不过，到1965年此案开庭判决时，这段历史仍作为罪名之一，判了他14年徒刑。1980年第一次平反时，这一问题又作为“尾巴”留在了76号文件中。由于父亲当时患有很重的精神疾病，所以我们没有给他看文件，他本人和我母亲也都没有签字。直到几年后，我们才将76号文件给他看，望他亲自提出申诉。但由于多年来的精神压力，他的顾虑重重，将已写好的申诉又撕去了，认为这样的申诉是没有用的，不会有人理的。这才有了黎辛文中说的那一幕：当我母亲与黎辛同志提到申诉一事时，父亲为此发了火，不愿意再谈。而这恰恰证明了父亲不是不想解决此问题，而是由于在心理上有压力有阴影，以为此事很难解决，才极其愤慨和无奈地发火的。本来，他想通过既是他的朋友又是文艺领导人之一的贺敬之同志向上级反映一下自己的申诉要求，但贺的答复却使他失望了，并从此绝口不提此事。不过，这一阴影始终在父亲的心头，以至在他最后病重时还焦虑不安地拉着母亲的手，说是“他们又在冤枉我了，……我怎么说得清呀？”直到母亲向他保证一定能替他说清楚时，他才放下心来。
关于父亲的这一段“政治历史”情况和晚年的这些事，说来话长，好在我母亲的《胡风传》中有详尽的描述，我就不在此多说了。
直到父亲因不治之症住进了医院，我们才根据他所写的申诉书草稿出面向中央就76号文件中的遗留问题提出了申诉。中央很重视此事，责成各有关部门抓紧处理。关于这段政治历史问题，在他去世半年后就由公安部先行发文全部撤消了。其他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和文学活动中的不实之词，也由贺敬之同志主持，在中宣部文艺局一位处长的积极努力下，经过几位领导同志的审阅，提出了中宣部对此问题的平反意见。最后于1988年6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中央发出了《中央办公厅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中办发 1988 6号文件）。这是“胡案”的第三次平反，也是彻底的平反。至此，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得以发扬光大，“胡风”一案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关于贺敬之同志1984年12月来我家与父亲谈话的情况，母亲可能在见到老友时提起过。不过，我们知道贺敬之同志在“胡案”的平反工作上，尤其是第三次平反中关于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上的平反上，做出过不小的贡献，同时，他在当时出于他所处的地位而做出的表态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到1999年1月，《胡风全集》出版后，母亲仍视他为父亲的老朋友，嘱我弟弟给他送去了一套。
去年，在美国的我的一位朋友曾芸女士，在美国溪流出版社工作，希望我支持她的工作。所以，我除为她介绍了朋友的书稿外，也将我原有的回忆文章《我的父亲胡风》补充重写，再加上有关的几篇文章，并附上一些研究资料，交她出版。书将出版时，曾芸女士提出希望能有一资深人士为它写序，以壮声色。但时间紧促，已不及请人。我想起，贾先生曾为我在台湾出版的《九死未悔―――胡风传》一书写过一篇序文，但考虑到他此时大病初愈，正在休息期间，实在不应劳他费神，无奈，我提出请他的学生帮忙将原序文略加改动就可以了。没想到，他不顾自己的身体情况，并未用原序文改写，而是赶在去年的3月底拙著即将付梓时（并非如黎辛文中所言，在我母亲去世之后），重新写了一篇。先生对老友的深情厚谊，对晚辈的提携帮助，是我深切感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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