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摩与观音是最受国人尊崇和欢迎的两个佛教菩萨。观音菩萨自不必多言，他的塑像遍及各地的寺院、佛窟，历史上佛教信仰鼎盛的时期也曾出现过“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情景。在中国的文学当中他更成为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中国圣母。而人们对维摩诘菩萨的了解程度，似乎不如观音。但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丝毫不亚
李白《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何人》中言道：“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这里金粟如来即是指维摩菩萨。白居易《刑部尚书致仕》中也自称自己是毗耶城的维摩：“唯是名衔人不会，毗耶长者白尚书。”旷达如苏轼者，更是在诗中经常将自己比作维摩大士，比如《出狱次前韵》中就有“休言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由此可见，这两个在印度佛教中并不太受重视的菩萨，在中国却格外受到青睐，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结下数千年不解之缘，深深融入中国的文化血脉。近读孙昌武教授修订版《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一书，更有新得。孙先生是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同时精研佛学近四十年。该书是他一部功力深湛、见解精辟、十年磨剑的力作。
书中，作者以维摩与观音这两位中国佛教中最具影响力的大乘菩萨为切入点，透视和剖析了印度佛教东传中土以后逐渐被中国化、艺术化的过程。系统描述和分析了与两大菩萨相关的佛教经典的汉译、弘传及其信仰在中国流布、演变的过程。不同于其他研究佛教思想和信仰的著作，本书从文学研究的立场出发，对维摩信仰与中国历代知识阶层（正统雅文学）、观音信仰与中国历代民众（民间俗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促进，及其背后的文化根源、文学规律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维摩诘经》的文学价值、维摩形象及维摩思想对禅宗沿革和唐宋文人的重要影响、中土文化对佛教观音形象的改造、文学中的观音形象对中国观音信仰的普及所起的重要作用等方面，都有非常精辟而独到的见解。
最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慧眼独具，选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研究角度。两千多年来，对维摩和观音的信仰遍及中国社会所有阶层，他们是佛教对中国文化、文学影响最深切的范例，也是中国文化、文学对佛教改造最彻底的典型。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RobertRedfield）曾在《乡民社会与文化》（1956年）一书中提出了流行于学界数十年的“大传统”（greattradition）与“小传统 民间宗教 ”（littletradition）二分法的研究思路，但佛教作为一种普及全民的宗教信仰，既有制度化的正统品格，也有俗神化、民间化的民众品格，是跨阶层的文化现象。以“大传统”、“民间宗教”二元对立的研究思路处理，无论侧重哪一方面，都不能对其有完整全面的理解。而孙昌武先生的这部专著，研究对象同时囊括了上层士大夫尊崇的维摩菩萨和下层民众膜拜的观音菩萨，通过对两大菩萨的比较分析，对中国佛教这个被不同社会阶层所分享的宗教现象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得出了更全面深刻的阐释。
作为一种宗教，佛教的核心本质是信仰。所以仅从观念、理论的层面入手来研究是不充分的。作为信仰的佛教，对中国民众精神世界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往往表现为非理性和下意识的，更关系到人的情感与想象。此前，中国学界对这个方面的研究是不太重视的。而文学研究恰恰对这一领域有独特的优势，因为人们的宗教信仰、宗教情感常常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流露或宣泄。而且现存的文献中涉及佛教信仰的研究资料也多为文艺作品。因此无论从文学的角度探讨大乘菩萨信仰在中国的流传还是从菩萨信仰的角度探讨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崭新思路。
此外，本书特别关注对下层民众佛教信仰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期，孙先生就开始整理校订保存于日本寺院的我国六朝古佚三种《观音应验记》，这在当时学界普遍轻视粗鄙陋俗的下层民众“宗教迷信”的风习下，是具有开拓性的学术勇气的。
本书初版于1996年，坊间久已难觅，幸而，今年初由天津教育出版社纳入“名家学术文库”而得以再版，使这部独特的书能够拥有更多的读者。读者透过这部书，可以进入中国文学中的菩萨世界，领略古代先民佛教信仰的激情与智慧，获得丰富的思想启迪和阅读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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