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沉静的下午，我在自家的阳台上读着《汪曾祺的文与画》（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暮春的阳光打在我的身上，如水又像绸缎般柔和细腻。透过院内香椿树枝条的缝隙，分散的光束上下跳跃着，我好像看见汪曾祺老人笑着姗
汪曾祺人好，文好，字好，画好，属于典型的文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不仅熟谙古学经典，对新文学样式也是样样精通，游刃有余。金庸认为“满嘴噙香中国味”的，在中国大陆只有汪曾祺和邓友梅。汪的文章，简简单单，朴朴素素，看似如老妇叙谈，直白浅显，读后却如饮白水，清淡有味，如饮醇酒，清厚绵长。汪所习、所善、所悦的都是文人雅好，弥漫的是文人情调，例如为文，善画，酷爱京戏，精于饮馔，有美文家和美食家之誉。无论著文，还是做画，汪讲求的是随心所欲，任性而为，做人则随遇而安，自在由心。汪曾祺天生性情谦和，却并非只是一味慎独，一味退让，碰到不平，仍然会愤懑，会不平则鸣。但是这种愤懑和争鸣，却不是鲁迅式的“痛打落水狗”般激烈，他对“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尽管对其迫害画家潘天寿的行为颇为不齿，也只是淡淡一句“下手实在太狠了”。即使后来看到文字、书法等文化事业误入歧途，尽管忧心如焚，也不盛气凌人，高声叫嚷。这是汪一贯不出恶语的风格，也是他心静如水的真实表露。叶兆言说汪曾祺是一介狂生，我还半信不信，以汪的性格和心境，实在当不起这个评价。只是后来阅历渐丰，对时事也略懂一二时，才知狂生并不能一味解作恃才傲物，狂放不羁，而是如水注势，不肯随形，亦即不愿出卖本性，是至柔乃至刚。
汪先生乃是性情中人，他在《自报家门》写到“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将孔夫子作如是观的人，想来两千年也没有几人，由此可见汪先生自己的儿女情态和境界开阔。《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家》等几篇散文将自己的身世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对生活琐事不分巨细，合盘托出，既觉活泼可爱，又觉生意满眼。汪曾祺的文字不讲规矩，信手拈来，看似无意，往往却能别出心裁，流水行云，自有韵味。有人向他讨教写小说的秘诀，他告之“随便”，随便就是不定规则，无规矩无束缚，随心意为之。这引起专教文章结构学的林斤澜不满，于是汪只好将文章的结构称之为“苦心经营的随便”。汪从容冲淡的胸怀和不拘一格的意境可见一斑。
越到晚年，汪的文字越是平淡娴熟，炉火纯青，字画也是如此。虽然文是小文，字画尽是一花一草，可是感觉池塘春草，杂花满树，情趣盎然。汪的文字尤其适合夜深静读，细细体会，如此始能感到中国文字的姿媚熨贴，魅力无穷。能将古典文学和现代语言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当世恐怕只有汪曾祺老先生了。
汪说自己最喜欢宋人的诗句，一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又云“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因为对境的自然认同，对人的高度关爱，才使汪的文字满溢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时时充满济世之心，是 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他说“儒家是爱人的”，其实他也是爱人的，这种爱出于本心，著之于文字，表现为自娱娱人，如赤子般天真仁智，发乎性情。读汪曾祺，第一是感动，再读汪曾祺，仍然是感动，“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是他记述朋友的文字，也可当作自己的人生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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