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森塔尔的孩子们》剧照
3月下旬，俄罗斯文艺界又生乱象――莫斯科大剧院近期推出新歌剧《罗森塔尔的孩子们》（ДеmuРозенmаля），但歌剧还在彩排阶段，大剧院门前广场就出
在莫斯科大剧院的保留剧目单上，苏俄剧作家的新剧作一直是它的招牌菜。但是，大剧院已经多年没有首演过新剧，最后一出戏还是1979年的《召集革命》。26年后的今天总算编排出一部新作，这本是一桩乐坛盛事，然而索罗金执笔的剧本一出便招来一片责骂之声。《罗森塔尔的孩子们》的大致剧情是：纳粹遗传学家阿列克斯・罗森塔尔战后逃到苏联潜伏下来。经过多年苦心研究，他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成功复制出了几位古典音乐大师的克隆体：莫扎特、瓦格纳、威尔弟、柴可夫斯基和穆索尔斯基。克隆神童们靠政府资助，在罗森塔尔的养育院幸福成长。1992年遗传学家死去，政府也一改初衷，停了克隆儿的赡养费。为讨生计，几兄弟来到莫斯科市区的共青团广场，在毗邻的三大火车站之间穿梭卖艺，混迹于出租车司机、旅客、闲杂地痞和妓女堆里谋生。接着，克隆莫扎特迷上了一个叫塔尼娅的街头女郎，两人惺惺相惜，梦想有朝一日双双回到塔尼娅的故乡克里米亚，开始过一种无忧无虑的平静日子。不成想，他们的交往让掌控塔尼娅的皮条客断了财路，他找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送上一瓶下了毒药的酒。塔尼娅和四个克隆兄弟饮鸩而亡，莫扎特则逃过一死。歌剧在（莫斯科著名的）克里法索夫斯基监狱的看守所落下大幕―――莫扎特从毒酒的迷醉中苏醒。他形单影只，茫然面对空荡荡的世界不知所终，围绕着他的是几个冤魂凄惨的哀嚎。
上演预告一出，便有杜马议员涅维洛夫提出议案，禁止在大剧院上演索罗金“脏话连篇的诗作”。大剧院总经理阿纳托里・伊克萨诺夫立刻给予回击，声称大剧院是一所独立的艺术机构，涅维洛夫此举无异于苏联时代的言论压制和审查制度，真正的艺术绝不理睬和受制于意识形态上的倒退。不少文学、知识界的学者表示支持索罗金，文化部高官米哈伊・施维德科伊也站在作家和大剧院一边，称赞歌剧“音乐优美”、“剧情关乎艺术家同国家间的关系这一永恒主题，剧中的一些世俗角色也并非独创，前人的《卡门》和《蝴蝶夫人》已有例证，艺术处理也并无淫秽和不雅”。作曲家捷夏特尼可夫强调，《罗》是一部严肃的戏剧，而非闹剧，剧作家的创作思想类同西班牙电影导演阿尔莫多瓦，是以一种人文关怀展现真善美，反对者的声音不过是为歌剧作了一次免费的广告。
然而，在《罗》剧的反对者眼里，妓女、皮条客登上大剧院舞台已是史无前例，几位大师更是无辜受辱―――他们在舞台上高声吟唱：“妓女啊，妓女，快快回来，回到我的身边，是你们回归的时候了。”让人无法容忍。持反对意见的议员所代表的社会舆论认为，索罗金的作品取悦的是少部分的变态者，《罗》剧公然挑衅公众品位和道德水准，应予以严厉抵制。
近几年，作家索罗金被不少人视同公敌，他们指责作家文笔肮脏猥亵，呼吁政府部门禁止出版该类作品，清整出版市场，还纯净俄语文学于大众。“共同前进”组织曾在两年前大肆围剿其小说《蓝色淹猪油》，也是在大剧院前的广场上发起讨伐和焚书运动。的确，很多读者认为索罗金不堪卒读，读其书恰似如厕，其后务必洗手。让一些读者很难理解的是那些变态的场面（比如主人公吞食大便的情节、前苏联领导人互搞同性爱场面等等）到底服务于什么样的文学理念。丑闻沸沸扬扬之时，普京3月20日亲自前往大剧院，听取伊克萨诺夫的剧院维修建议。普京承认，大剧院是国家文化艺术的重要舞台，是俄罗斯文化的瑰宝。瑰宝之说恰到好处，但它年久失修，根据剧院经理会估算，大修起来要花上美金10个亿。
偏离主流的艺术家，年久失修但恪守艺术独立精神的音乐殿堂，以及秉持“正统观念”、义愤填膺的青年群体，拼凑成一幅俄罗斯风格的文化图景，对它的解读将十分有趣，耐人寻味。
从历史的维度观察，社会变革同文学思想之间的冲突一直是俄罗斯文化人心目中的永恒主题。1905年的俄民主革命已经过去了整整100年，俄罗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遭受了更多挫折，经历过更多、更激进的转变。但是，仔细检视它的历史就会发现，任何一次政治改造都无法把俄罗斯同其根植，或者说囚禁其中的历史相剥离，其表现就是俄社会主体结构中的保守思想。这个结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新领导人一上台，多对其前任大加挞伐，立刻宣布推行完全不同的新政。眼下，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正在对苏联时期的英雄历史进行一场“全面回忆”。这场旨在建立理性的国民意识，完善民主体制的运动却将俄罗斯带回了一个奇妙的时空―――有不少杜马议员呼吁，把十几年前拆除的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的塑像重新请回克格勃总部前的广场，各地也为前克格勃领导人，也是普京上司的尤里・安德罗波夫竖立了不少新雕像，斯大林的名字也被更多的正面评价所涉及。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似乎也说明历史回归思潮已在民众心中广泛扩散和蔓延。在许多观察家眼里，这场运动将俄罗斯政治文化保守的一面暴露无疑，比如，人们热衷于讨论戈尔巴乔夫20年前的改革和公开化实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改革来临前人们曾为了自由和民主所作的长期不懈的斗争，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似乎也早已被人淡忘。
索罗金的文学公案是俄国新文化进程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现象。一方面，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西方自由意识的不断侵蚀而渐趋落寞，文学家对历史的窥探赢得了更加多重的视角，在风格和题材上更加无所顾忌。另一方面，作家们渴望一次更深层次的脱胎换骨，获得国际上的更高认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给予俄罗斯文化的最高荣誉不过是对一系列反体制作品的褒奖，对泱泱大国的文化人来说，这的确是种难以自处的窘境。在这个大背景下，拆解重构历史和文化元素已成为俄作家开辟疆土、自封领地的通用法宝，他们之中，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神物》，Кысь）、维克多・别列文（《从无到无过渡时期的辩证法》，ДПП NN ）和索罗金，虽题材风格迥异，但文学旨趣殊途同归，并已取得了知识群体的认同。
俄罗斯历史性的保守主义，以及被资本社会拜金思想浸淫的犬儒主义，两者汇合成一股助长回溯集权历史的暗流，需要一个勇敢而强大的文艺和知识分子群体与之分庭抗礼。被世界接受和认识的俄罗斯文学从不见容与体制与异化，用这个传统尺度来衡量索罗金们，我们就会了解他们的作品只不过太激进，太具有颠覆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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