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假如鲁迅活着”的问题再起风波，笔者有幸成为了“众矢之的”。发难者是资深酷评家韩石山，矛头是2003年12月28日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发表的一次讲演：《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被韩石山精心挑选出来做靶心的是以下这句话：“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
这样的抨击和讥讽是否得当呢？我认为，要评论我文章的得失，首先要读完我的全文（网上随时可查），要读懂我的原意。韩石山是没有勇气在他主编的刊物上披露我讲演全文的，也有意不向读者全面介绍我的观点，而只是抓住其中可供他利用的一小段话大做文章。一般读者不可能一一去查阅我的原文，于是就难免被他“弄得迷离惝恍”了。
我果真是在对当前现实进行无节制的歌颂吗？请大家以公正之心认真读完我讲词中的相关部分：
“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经济每年都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去年经济总量跃过了10万亿元。今年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受到了SARS病情和其它自然灾害的冲击，但今年GDP增长速度仍将提高8.6%，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1万亿元。据有关专家说，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真实增长率可能会更高一点。特别是中国人对住房、汽车、通讯消费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不仅使国内通货紧缩的顽症不治而愈，而且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如果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拴和宝儿生病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离婚结婚手续得到了简化，鲁迅肯定会含笑于九泉。
但是，“假如鲁迅活着”，也会对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表示忧虑和关注。所谓贫与富是一种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应该看到，贫富差距扩大是一种世界性趋势。目前，全球1%的富人已经占有全球80%的财富，富国跟穷国人均收入的差距达到了430倍。在不同国家，贫富的标准也并不一样，但粗略划分，贫可分为赤贫与贫困。所谓赤贫指生存性贫困，即食不裹腹，衣不遮体。根据联合国制定的标准，生活费每天低于1美金者为赤贫，这类人在全球有15亿；生活费每天不足2美金为贫困，这类人在全球有30亿。也就是说，目前全球有一半人口是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富可分为先富和暴富两个群体，他们致富有合法与非法两个渠道，他们的财富因而可分为可以公开来源的“阳光财富”和来源不可告人的“肮脏财富”。
我国贫困线是根据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两项指标之和确定的。根据去年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1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927万。因此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成为了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城市贫困群体也不少。据统计，去年下岗职工有600万，登记失业人员有800万，新增劳动力有1000万，所以解决就业问题形势也相当严峻。
去年夏天，我去东北进行了一次考察，重点视察了那些煤炭、石油、木材进入枯竭期的城市，发现那些地方有待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小兴安岭的林木资源已经减少了98%，林场42%的职工处于闲置状态。抚顺西露天煤矿经过数十年开采，只遗留下两个6.6公里长、2公里宽的大坑。鹤岗煤矿区发生大面积沉陷，每年下沉一米三，时有事故发生。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生前曾酝酿写一篇关于“穷”的杂文，大意是：“穷并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穷是好的观念，因为穷就是弱。比如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因为穷，那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个人的富固然不好，但个人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蒂，以社会为前提，社会就穷不得。”（《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1937年上海《宇宙风》十日刊第50期）。鉴于我国目前地区、城市、行业、群体收入差距扩大，中间层收入相对下降，三农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形势，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决策时强调城乡的统筹发展，区域的统筹发展，经济和社会的统筹发展，人和自然的和谐统筹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统筹发展。根据鲁迅的思想实际，他对这些举措肯定会由衷拥护的。
在同一篇讲词中，我还尝试运用鲁迅思想剖析了当前的职业道德和官场道德状况，愤怒谴责了不容忽视的腐败现象。文中还以相当多的篇幅谈到了令人忧虑的青少年犯罪和文艺世俗化等社会问题。如果读者真正站在客观立场，听完我的陈述，读完我的引文，难道不会从中感受到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吗？难道还会误认为我只是在说“大话”说“空话”吗？如果我真是在对现实进行“无节制的歌颂”，那么韩石山有本领指出我谈成绩的数据或事例有哪一条是虚假的吗？再说，我在用鲁迅观点联系当代中国现实的时候，就连一点成绩、一点进步也不能讲吗？讲了就犯了弥天大罪，就要群起而攻之吗？
但韩石山却振振有辞地说，我讲演的那年，如果鲁迅还活着，已经有122岁。一个中国人活不了这么大，至少他没听说过。这不是废话吗？须知，我所作的是“假言判断”。凡“假设性命题”，都不可能一一坐实。正因为鲁迅已经在1936年逝世，人们才会假设他活着会如何如何。如果进行文艺性假设都必须有准确的年龄限制，那韩石山能否规定一个法定年龄让普天下做假设的人都来遵循？比如过去有一句诗：“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请问韩石山先生，哪年哪月牺牲的先烈有回眸笑慰的资格，而哪年哪月牺牲的先烈则无权笑慰呢？
被韩石山攻击的还有上述讲词中的一组文艺性的排比句：“如果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鲁迅肯定会含笑九泉。”这在韩石山看来更是无视中国现实的“大话”、“空话”。他狂妄地要作这样的修订：“如果看到闰土的一部分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一部分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这真是把诡辩当雄辩的典型例子！我们都知道，鲁迅在作品中剖析了中国人的种种精神痼疾，但就在当时，他笔下出现的“中国人”三字就从来不包括四万万同胞的全部。如今是否有必要请韩石山出山，在鲁迅作品所写的“中国人”之前通通加上“大部分”或“小部分”的限定词呢？又比如，有一首流行歌曲唱的是：“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是否应该请韩作家修改成“咱们老百姓，今儿有人高兴，也有人不高兴”呢？
对历史人物身后命运的假设原本可以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轻松话题。比如鲁迅推崇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为帮助希腊独立，于1824年病逝于梅索朗吉昂沼泽地，至今已有181年。对于“如果拜伦他还活着”的问题，不同人历来各有不同的假设。据马克思的女儿回忆，马克思认为拜伦如还活着，很可能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但马克思的研究者柏拉威尔教授却怀疑这一回忆的真实性。有些英美学者认为拜伦如不死于1824年，他有可能成为希腊的国王或总督，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位行走诗人会浪迹天涯，移居南美或到神秘的中国旅游。这些假设从不同角度丰富着拜伦的形象，增添着拜伦的魅力，使之成为说不尽的拜伦。提出不同假设者之间决不会出现剑拔弩张的关系，也从未有人说这种假设“无异于痴人说梦，过过嘴瘾而已，屁意义没有”。
然而一旦涉及“假如鲁迅活着”的问题，气氛就会立即变得凝重起来，就变成了有些人所说的以韩石山为代表的“觉悟者”与以我为代表的“不觉悟者”之间的意识形态交锋。韩石山一定要我在同一篇讲演中谈假如鲁迅活在1957年或者活到“文革”期间的问题。我认为这种要求是无理取闹，因为我论述的是当下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全面总结历史教训。任何一次讲演都有一个中心，任何讲演者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地阐述所有问题。但我可以明确表态：如果有人假设鲁迅在1957年可能错划为右派，或者假设鲁迅在“文革”期间会被迫害，我决不会对此提出异议（如果一定要说这是出自某人之口则是另一问题），因为这类“假设”有其内在的逻辑。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假设”，说鲁迅活到今天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步而欢欣鼓舞，同样也应该被允许，跟前一类假设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排它性。我提出后一种假设的依据有两点：一，鲁迅是一位平民作家，毕生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他如果看到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的确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怎能不发自内心的高兴呢？二，鲁迅后期是一位具有鲜明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他如果看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怎能不发自内心的高兴呢？当然，假如他活到今天也会对当下的种种社会弊端表示关注和忧虑，这一点我在讲演中阐述得更为充分。只不过韩石山不敢向读者介绍这方面的内容，因为一旦全面介绍我的观点，就不可能达到他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的目的了。
我在同一次讲演中作过声明：自己是试图综合运用文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尝试着对鲁迅进行一番当代阐释。既然是带探索性的“尝试”，当然会有不成熟的地方。所以对这种尝试进行任何批评都是允许的，我一律表示衷心的感谢。但这种尝试决不是“用政治上正确的言论来冒充真正的学术探讨”，更何况“政治上的对与错”跟“学术上的真与伪”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事情。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对人的羞辱，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学术争鸣的规范，超越了文艺批评的道德底线。尽管被羞辱者可以将羞辱化为激励自己继续奋斗的动力，但对人的羞辱毕竟是一种邪恶，决不是一个健康和谐社会所应该产生的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