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才一转眼，到清华已经十三年了。
在这十三年里，从给新出的《吴宓与陈寅恪》写《吾侪所学关天意》、给新出的《陈寅恪诗集》写《最是文人不自由》的书评，到去日本到处寻找王国维遗稿佚札，从在图书馆阁楼的灰尘中翻检当年清华学生毕业论文，到编辑回忆清华往事的《走近清华》，我一直在重新追踪当年清
“历史”这个词，太沉重又太诱人，清华往年的历史，也是既诱人又沉重。说它诱人，因为它曾经写下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很快将至八十生日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尽管已经人去楼空，但往事却并不如烟。至今使人诧异的是，四大导师（加上李济是五个，如果再加上主任吴宓是六个）以及不多的学生，居然就一笔写出一个学术时代的光荣历史，直到现在，人们回忆起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史的时候，总绕不开，甚至还要浓墨重彩地书写这个不大的研究院的成就。
为什么一个存在仅仅四年，教师不满十个的研究院会如此辉煌？我一直在想。
也许一方面，是它正好处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作为学者，生在这个学术时代是幸运的，只要能够“预流”，就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据说，有的时代天才总是成群结队的来，有的时代天才一个也不来，这是“时势造英雄”。我想，所有人都会同意，没有欧美日本的思想、学术与制度的刺激与启迪，没有甲骨卜辞、汉代竹简、敦煌文书、大内档案的发现，没有晚清以来关注西北地理、佛教历史、异国政制的潜流，没有当时欲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思潮引出的与欧美日本竞学术短长的潮流，恐怕就没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偏偏这些因缘都一起汇聚在那个时代。但是另一方面，是这些学者的问题意识、深邃思考和宏大气派，造就了清华研究院。因为，并不是说只有时势造英雄，英雄照样也会造时势，我一直觉得，梁启超反省传统思想与学术、善于从日本转手新知识、勇于开拓新范式和新领域，王国维从文学、哲学转入史学，敏锐把握最新资料给予新诠释，以“两重证据法”建设新史学，陈寅恪背靠欧美历史学与语言学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传统文献与敦煌资料，以文化、种族、制度、宗教等框架重新理解中古历史，赵元任以西方语言学方式透视传统小学资源，在乾嘉诸老的小学之外另开语言研究新领域，李济在中国建设新考古学，改变传统的金石学古董学取向，这都是使这个小小的研究院化为大大的学术史的关键。
我一直不太赞成把清华学校研究院称作“国学研究院”，这只是个约定俗成的便宜称呼，因为“国学”两个字常常会让人误解为一是只重汉族中国，二是只重传统考据，其实这些学者何止擅长传统的文献资料考据，关注领域又岂是局限于汉族中国的历史文化。以最容易被视为考据家的王国维为例，他的名文《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很多人都读过，有很多人觉得这是考据学或者两重证据法的经典或典范，但是，我从日本发现的王国维写给内藤湖南的手稿，却有今传世本没有的《余论》，这篇后来成为《殷周制度论》基本核心的《余论》，从根本上区分了殷、周两个时代与政治的巨变，证明即使在他考证甲骨卜辞中先公先王的时候，心里也已经有宏大的理论思考，绝不是一个所谓“国学”或者“考据”可以概括的。
也许，还要说到那个时代的大学制度，一个仅仅存在了四年的研究院，当然也有过风雨飘摇，也有了最后的黯然收场。不过，它的存在，还是让人感受到那个时候大学制度的自由和宽容，不说最让时人关注的经费之类，就说聘教授、招学生、设置课程、批改论文，好像没有那么多数字化管理，也没有那么多表格要填，但是，一切却很好，于是，一个六人四年的研究院，便成了学术史上的象征，这不由让人感慨万端。不止是研究院，也不止是1925到1929，就连在三四十年代那辗转流离的岁月里，清华大学也同样是中国学术的脊梁加上脸面，那么多大学者加上那么多好学生，构成了至今不能忘怀的清华历史记忆。
前面说到，“历史”这个词，太沉重又太诱人，清华往年的历史，就既诱人又沉重。说它沉重，因为它好像一笔巨大资产，当个败家子化光吃光最是容易，但是要继承或者维持，却很困难，过去常常是在和现在比赛，早已过去的辉煌恰恰成了现在的压力，历史是一代影响一代的，前一代的成就，可以给后人带来庇荫，可它也给后人暗示和限定，使得稍有懒惰之意的后人不再想办法努力，就成了鲁迅笔下九斤老太所说的“一代不如一代”。所以，近年来重新建设中的清华历史系，既然接受了历史和传统的恩惠，额头上顶着前人光灿灿的金匾，也就不得不承受历史和传统的重负，花更多的力气走出历史的光环。2005年4月3日星期日写于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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