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四月是著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
在20世纪初叶新旧学术转轨之际，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集中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和李济等一批学术大师，创立了以“融会中外、博通古今”为特色的清华学术流派，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道耀眼的风景线。他们的标的是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积极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研究新资料、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是这个群体学术创新的共同特征。这里我们发表一组纪念文章，不仅是对学术先进的缅怀，对于我们今天提倡的学术创新精神也是一种激励。
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转型，大家都比较看重思想史的考察。一百多年前，梁启超鼓吹新史学、王国维尝试用新的学术理念来探讨传统国学，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中梁启超又发表《历史研究法》，这些都为新学术之路做了很好的思想和理论铺垫。钱穆先生《国学概论》的最后一章讲“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以近人论近事，也把重点放在思想的考察上。
然而研究者们却不经意间忽略了一点―――新学术的诞生与发展诚然需要思想理论的呐喊，但更需要制度、机构层面的建设。
清华最初只是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决定停办中学教育，改设大学部和研究院。这年3月中旬清华学校刊登的招生广告称：“本校今夏开办大学同时，更设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注重个人指导及专题研究。本年先办国学一科，已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为讲师。现定于七月六日起在北京、上海、武昌、广州四处同时考试，录取研究院学员三十名至五十名。”这个所谓清华研究院的“国学科”，后来被冠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名不胫而走，名震遐迩。
关于清华研究院设置之初旨，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的演讲中把校方的办学宗旨说得很清楚，大约三层意思：一是“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是“中国固有文化各方面（如政治、经济、管理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是“为达到上述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基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且所学与国情隔阂。”总起来说，就是要培养对于中外文化有精深研究的高级人才。值得关注的是，研究院的旨趣始终贯穿着学贯中西、洋为中用的追求。清华校长曹云祥在开学致辞中说：“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清华周刊》，第350期）
从制度层面看，清华国学研究院有若干值得注意之点。第一，行政主管的服务意识，王国维辞谢院长之聘而专任教授，吴宓以哈佛硕士之名头和研究院主任之尊位甘愿服务。第二，选拔人才不看资历和论文数量而重水平，陈寅恪并无任何学位或专著而获聘导师即为其证。第三，提倡师生密切接触的实践教学方法，“与学生以个人接触、亲近讲习之机会，期于短期内获益至多”。研究院的招生也不看其学历而重视其实际才学，这个做法颇会通于旧时的书院，所以，开学那天，梁启超最后做了题为《旧日书院之情形》的演讲。
但是，这又不同于旧式书院，这从研究院对于导师提出的三点要求可以看出：第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第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治学方法；第三，稔熟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显然，清华研究院融合中西、博通古今的学术范式，远远不是旧式书院所能涵盖的。学校期望通过研究院这种模式，在学习欧美日本的同时，摆脱照抄照搬的办学模式，以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术。
清华研究院的制度创新，还在于它的学术定位“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研究院缘起及章程》），同时强调“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注重个人指导及专题研究”。这个定位用现在的观念看，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研究生教育。但是，又不完全是教育，还有“研究”的功能在。把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和李济这些新学术之路上的领跑者济济一堂，就足以构成一道耀眼的学术明星风景线。清华研究院的这种制度设计埋下了它后来停办的种子。钱端升力主废除研究院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认为研究院与西式大学本科教育不接轨，主张要用“毕业院”（大学院GraduateSchool）来取而代之。
清华研究院独立招生有四届。1929年以后虽然不再招生，但这一年的《清华大学一览》还载有《研究院章程》，规定“于民国十八年起开办研究院”。但此研究院非彼研究院。这时的研究院乃“按照大学所设学系分别设立研究所，其主任由系主任兼任之”。稍后又于文科研究所下设历史学部、文学部和哲学部之类。也就是说，清华研究院的综合研究已经分散到各个系去了。这个改变就有照搬西方教育体制的嫌疑。中国的传统学问，本来是一种综合的研究，不可按照文史哲的分科去治理。陈寅恪后来一度兼任清华历史、中文和哲学三系的教授，就凸现了这种改制的尴尬。
北伐以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又在傅斯年的主持下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史语所迁北平时，下设历史、语言和考古三个组，聘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担任历史组、语言组和考古组组长。昔日清华研究院的诸位大师（除王国维、梁启超相继作古归于道山外），转换成史语所各学科的掌门人。清华研究院与史语所之间的这种人脉关系，反映出当初清华研究院的制度设计在蔡元培和傅斯年那里得到了实现。
然而，从组织制度上说，清华研究院不设院长而由吴宓任主任并实际担任服务和后勤角色；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却是一个强势人物，尽管他把史语所经营得很有条理很有成绩，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官方色彩很浓厚。回眸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之曲折历程，清华研究院在创办之初，其制度建设上的许多经验，颇值得我们在探讨未来学术发展的道路乃至创办一流大学的时候加以研究和借鉴。2005年4月5日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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