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郭宏安先生，下意识地想到了罗新璋先生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释“译作”》。罗新璋有感于海峡两岸的大型辞书均不见“译作”这一词目，“自我作故，许慎一下”，说文解“词”，对“译作”一词作了如下解说：译作，通常指翻译作品，意即翻译而成的作品。按译法，似有“译即作”与“译而作”之分。
借用
“译”与“作”，可以从翻译或写作的主体与结果两个方面，引申为“译者”与“作者”和“译品”与“作品”。我曾读到过诗人车前子文章中的这样一段：“郭宏安的名字是和加缪联系在一起的……加缪的小说里，有一支柔韧又摘不断的石竹花，粉色的石竹花。这粉色既像是郭宏安的译笔，也像是加缪小说的秘密―――秘密的成长、秘密的青春、秘密的受伤、秘密的丰美。”加缪与郭宏安，作者的小说与译者的译笔，就这样缔结了一桩历史的奇遇。说是历史的奇遇，是因为它不是时常发生的。检视一下中国一百年余年的文学翻译史，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外国作家数以千计，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但有多少译者被读者记在了心里？又有多少译者可以在读者的心目中自然而然地与加缪这样的文学大家联系在一起？原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之间一旦建立起这种具有血缘性的关系，“译”与“作”之间便有了割不断的姻缘，原作的生命便可以在译作中得到新生，其生命力也会因了新的文化空间中广大读者的认同而扩张。
“译”与“作”，还可从翻译活动的性质层面加以分析。人们可以将之理解为罗新璋所言的“译”中有“作”，也可以理解为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强调的，“译”在根本意义上是一种“作”。郭宏安对翻译有自觉的要求，无论译加缪，还是译波德莱尔，他首先尊重他们，理解他们，靠近他们，深入他们的生命之源。他译而有“作”，其“作”表现在对原文深刻的理解，对原作精神悉心的领悟，对原作风格切实的把握和尽可能忠实而传神的再现。他深知，在某种意义上，“译”也是一种“作”，但他又意识到，“写下的文字不都是‘作品’，作为职业的批评家和翻译家不都是‘作家’，要成为作品，要成为作家，不过是可能而已，而这‘可能’，是值得每一个批评家和翻译家去追求的。”在三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郭宏安没有放弃对翻译的追求，他由“译”而“作”，旨在让自己的翻译延伸原作的生命，让自己的翻译“挺立于翻译之林，成为其间一棵不容置换的树”，让原作的生命之树常青。有人说“郭宏安的翻译是有灵魂的”，这正是“译”中有“作”，由“译”而“作”的最好的诠释。
“译”与“作”，还可以从翻译及其“作用”与“作为”这一层面加以理解。郭宏安对自己作为翻译家的命运是十分清醒的，他在《雪泥鸿爪》一书的后记中曾写道：翻译的命运是可悲的，他的荣光必须依附或依赖于他人的成就。“但这也同时成就了他的幸运。如果他翻译的确实是值得翻译的，他为什么不能借助他人的辉煌自己也发一点儿光呢？即使是月亮，总可以借太阳的光把一片清辉播撒于茫茫的黑夜吧。”我读过郭宏安的许多译作，如加缪的名篇《局外人》、《堕落》和《西绪福斯神话》，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与斯丹达尔的《红与黑》，也读过郭宏安在《贝壳留住了大海的涛声》与《雪泥鸿爪》等作品中谈翻译、谈人生、坦露心迹的不少文字。我们也许可以说，翻译家的命运是可悲而幸运的，郭宏安自觉选择了翻译家的命运，但他并不在乎源自于依赖性而注定的“可悲”，看重的是至少可以借太阳之光在茫茫黑夜播撒一片清辉的“幸运”。数十个春秋的自觉追求与不懈耕耘，使他成了斯丹达尔所说的少数的几个幸福的人：有作家这样肯定地说：“郭宏安翻译的《局外人》与《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一样，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影响。”郭宏安通过翻译，将加缪思想的光辉撒向了当时刚刚开放不久的中国，以其译作之影响，为当代中国文学拓展了思想的疆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其译之“作用”，之“作为”大矣哉。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翻译家的郭宏安先生是幸运的，他的幸运是开放一代的翻译家的幸运，也是中国广大读者的幸运，更是向着光明的中华民族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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