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郭宏安先生的随笔集《写作的幸福》，边读边想到，翻译家与作家本质上是一类人，就文学而言，翻译可谓一种特殊的“写作”。郭宏安就是作家意义上的一位翻译家。他凭借直接的写作来体味文字的运用之妙，凭借读者的细心来辨认文学作品的风格构成，又凭借批评家的洞察力来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积几十年实践之功，最
文学翻译之难，根子仍是文学之难。如果是非“文学”的一个句子，译者凭借良好的外文水平，只要能理解原文的意思，译得“正确、通顺”就行了，然而，如果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句子，那么，仅仅满足于译得“正确、通顺”恐怕还不够，还必须体现作品的文学意义，要讲究“文学性”。
郭宏安正是从“文学性”着眼，来体认文学翻译本质的。在《自设藩篱，循迹而行》一文中，他落笔直率：“文学性者，风格之谓也。”而所谓“风格”，在他看来，也并非什么神秘的玄虚之物，它尽管“微妙而又模糊”，但“至少是可以感觉到的”，更具体一点讲，便是原文作者在语言表达时的句式、篇章结构、色彩和“口吻”等。当然，风格指向整体，类似于某种生命气息，回荡在整部作品的脏腑之间。为此，郭宏安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传达出原作的风格”。他的翻译实践始终围绕这个问题。从选择翻译对象开始，翻译谁？翻译哪些作品？就必须作出很好的判断。单从七卷本的《郭宏安译文集》来看，我觉得他的翻译选择，首先是敢于“啃”法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精粹，即“硬骨头”部分。
仅以《恶之花》和《局外人》为例。翻译《恶之花》之前，郭宏安已经对波德莱尔的创作及美学思想作了一番研究，对作者有了较深入的了解。翻开《恶之花》（插图本），开篇便是一篇长文《论〈恶之花〉》，洋洋十四万言，把波德莱尔的家族、身世，他的成长、性情，他的创作、心理，他所处的时代、氛围，一一加以分析、探讨。而100首译诗，则以“贴近”之法译出。时人译诗，多以词汇的华丽、铺张、修饰为美，其实这是对译诗的误解。波德莱尔竭身追求美，但同时也极其看重真，他的笔触直指“腐尸”、“骷髅农夫”、“醉酒的拾破烂者”。所以，译他的诗，跟随其节奏，保留其意象，体味其用意，把握其象征，是最重要的。郭宏安在译诗中，十分注意体现原诗的音节与韵式，如交韵、随韵、抱韵等，并获得较好效果。但他仍坦言“只能是力求在形式上与原诗一致”而已。这是实话。就诗而言，译文既已打碎原文，希求与原文的形式完全一致，就几近虚妄。
郭宏安成功翻译加缪，显示他在翻译道路上又上了一个台阶。加缪是20世纪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小说家，《局外人》是他的成名作。我还记得，我刚读了郭译本第一小节：“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小说句子如此简短，叙述如此克制，几乎透着冷漠，一股荒诞的寒气直逼人心。如此译文风格，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后来，我读到了《局外人》的法文原文，不禁惊讶译作与原作在风格上竟能呼应得这么接近！郭宏安这个名字，从此就被我记在心里了。可能是我偏爱加缪的作品，我认为郭译《局外人》，堪称译坛一精品，因为在传达原作风格上，尚未见有超越者。文学翻译在“语言转换”的意义上是一种创造，但是，这种创造显然不是“原创”意义上的，而是“中介”意义上的。郭宏安以“风格”对“风格”，还“文学”以“文学”，这就是他把文学翻译当作文学再创作的一种理念升华。而且针对不同作家的风格，有着不同的处理，这一点，在他译的《红与黑》、《墓中回忆录》等众多译作中，都有很好的体现。可以说，是研究、翻译和写作这三股力量拧在一起，最终成就了郭宏安的译文品质。翻译像是双重的书写，因为原文已经被“写出过”，翻译只能通过“语言的转换”，将原文以另一种语言“重新写出”。写作与翻译，就这样在“书写”的意义上构成了“同质”的关系。研究，翻译，写作，三位一体，在郭宏安先生身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1943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66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975年 1977年在瑞士日内瓦大学法国语言与文化学院进修，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获硕士学位。曾任外文所科研处处长和理论室主任，现为该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该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双主任之一）。
主要著作有：论文集《重建阅读空间》、《同剖诗心》、《雪泥鸿爪》，随笔集《雪落在莱蒙湖上》、《贝壳留住了大海的涛声》，《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法国部分），《论〈恶之花〉》等。
主要译作有：《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批评意识》、《病夫治国》、《大西岛》、《夜森林》（合作）、《加缪中短篇小说集》、《恶之花》、《红与黑》、《墓中回忆录》选、《海子美》、《猛兽的习性》（法国短篇小说和戏剧选）、《雅克和他的主人》、《博纳福瓦诗选》。
下期提示：5月25日本版将刊登
《开放的翻译家人物谱之傅惟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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