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绝学无忧。”弃绝了学问学业，就没有忧患和麻烦了。这是一个因噎废食的馊主意，是不可行也做不到的。人类是文明即各种学问学业积累成的一种活的存在，弃绝了学问学业，固然没有了人吃人的心机、从大刀长矛到核武器的屠戮术以及唯心唯物之类争论不休的麻烦，但人类也就不存在了。其实他老人家也未躬行，他
但是，历史上倒也经常有一种现象，那就是许多曾经存在过甚至显赫过的学术学问，后来中断了，失传了。于是后来的人们把老子作动词用的“绝”改作形容词，把中断的学术、失传的学问叫做了“绝学”。国人引为自豪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从未中断过，但也充满了大浪淘沙、兴衰更替。先秦诸子之学号称“百家”，稷下所聚有“上大夫”职称的饱学之士达七十六人之多，他们都持有一家之言，然而到了汉代，司马迁所列仅剩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数家而已，其他的大多数都湮没在历史的黑洞中成了“绝学”了。秦汉以后至今天，绝学现象也不断出现，只不过有的学术学问绝得早一点，快一点，有的绝得慢一点，晚一点。公羊学是关于《春秋》的诠释学，以口授承传滥觞于战国时代，汉文景际著于竹帛，武帝之纪，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等通达于朝，公羊弟子满京华，《春秋公羊传》成为阐释《春秋》的唯一权威，公羊学蔚为君主支撑的官方显学。宣帝之后，《春秋?梁传》代兴，《春秋左氏传》继武，而后是谶纬学泛滥，公羊学遂渐趋式微；至魏晋六朝，不幸中衰，被撤销官学资格而沦为冷门私学；历唐、宋、元、明虽代有传人，宋时且列为“十三经”之一，然颓势已定，无可挽回；凌迟至清后叶，常州学派出而绍述，也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进入20世纪以来，经学凋零，公羊尤甚，终于如明日黄花枯萎在被遗忘的角落，或用革命的话说，终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了。
绝学之所以成为绝学，有多重原因，但不外内、外因两类。有的本身就是一种大谬不然，违反历史规律，如谶纬学的终汉而绝。有的是急功近利之学，但求一时拥有，不求天长地久，是“圣之时者”。胡适说：“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见胡氏《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此说虽未免失之笼统，却也点中了许多绝学的要害。老子的“绝学无忧”本是一个普泛性的哲学命题，但后世的君王们却把它偷换为专指性、选择性的统治方略，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到康、雍、乾的大兴文字狱，无不是用绝学手段来排斥异己、消除异端、造成许多“绝学”的。公羊学的兴衰，则复杂些。它曾经是“独尊儒术”的标志性建筑，它所发挥的微言大义，它所主张的“通经致用”，使得《春秋》这部鲁国史书变成了孔子预言汉刘当兴的“天命”传媒和汉武帝巩固皇权专制的“有为”的大政宏图的理论基础、历史依据和最高法典，在现实政治和教化生活中发挥着直接指导作用。公羊学这种极端的趋时性、依附性，一方面使其暴显于时，另一方面也成了它的致命弱点。但是，公羊学有一个稳定基因，这就是它所宣扬的巩固封建君主专制的诸种大义，不仅是西汉当时的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内核所在，因而它在封建社会中，作为儒家的一个学派，虽因语言形式和表达方式的过时和失效而由盛转衰，但仍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直至20世纪，它才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而成为“无用之文”、失传之学。当然，这体现了历史的必然。
问题在于，后封建时代甚至后现代的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上那些“绝学”，特别是那些曾经显赫一时而在后来特别是今天已成“无用之文”的绝学？在复兴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中，是否也应包含对历史上的“绝学”的关注和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段里，在学术偏见或学术外的因素作用下，传统学术研究视野相当狭窄，往往集中在一些热门显学上，对许多有历史意义和开发价值又具学术难度的冷门课题，特别是对“绝学”研究，或以“封建糟粕”为由视若废纸一堆，或因不能赚钱而拒绝出版……今文经学专家段熙仲教授（1897―1987）在上世纪花了近30年的心血，写成《春秋公羊学讲疏》，该书堪称以审视眼光研究公羊学的世纪绝唱，却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段氏辞世5年后才得以面世，但出版迄今已达3年，学界无一字评骘！“寂寞身后事”！我以为，这不是对段氏一人的学术评估问题，而是反映了对“绝学”的一种看法。殊不知，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华新文明的建设是必须以全面、深入把握和总结五千年古文明为前提的。对许多看似对现实“无用”甚至被定为“糟粕”的文明现象的研究，绝不意味着“光复旧物”，而是寻绎其无用之用，是不应划入禁区的。就“绝学”的研究而言，至少有三点作用：
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历史、借鉴历史。曾经显赫过的绝学，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甚至左右过历史的走向。如果因为它后来衰亡了把它搁置一旁、剔出历史，我们就无法弄清它存在过、影响过的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史学研究就难以避免瞎子摸象、臆断悬揣、模棱两可种种弊端。汉代学术在经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若问两汉统治思想在哪里，就在经书的字句解释、事义训诂中。而公羊学正是汉代经学的支柱，因而，它成“为治两汉经学之管键”（段熙仲语），撇开了公羊学就无法认识两汉经学。如上所述，公羊学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对现实的干预性，与事功血肉相连，不研究、不了解它，又怎能认识两汉从崇奉黄老转向独尊儒术、汉武帝种种政经制度及举措的得失、当时的重大事件、社会风习、人文景观、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历史真相？更何况公羊学所体现的“通经致用”精神，向后世辐射了两千多年，汉代经学在思想统治意义上笼罩了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时空，直到今天还在产生着负面效应。
一部文明史充满了兴衰存亡，绝学尤为显著地表现了走向衰亡的历程。如果有识之士能写一部绝学史，总结种种学术、学问的存、亡、继、绝及其规律，或专门研究一下某种学术、学问，例如被封建统治者明令禁止、暴力取缔了的学术、学问如何兴、如何绝、为何兴、为何绝，也许能发掘出一些新的“民主性精华”，即使没有，也可从反面提示出一些教训来，这对当今泡沫学术泛滥成灾不无示警作用，对防止今后出现新一轮“绝学”运动，对寻求学术和学问的繁荣之道、长安之策、健康发展之路，相信也是大有裨益的。
目前不少门类的学术、学问由于赶时髦、抄近路、鹜显学，造成了浮躁疏空、低水平重复、人才资源浪费，甚至抄袭之风炽盛的不良倾向和学术腐败，如果学术视野开阔些，致力于开源疏流，关注到冷门绝学，怕也不失为防治时弊之一法。当然，其有效性还决定于学界群贤真正以弘扬文明为己任，而不是把学术当做追名逐利的敲门砖。研究绝学难度很大，“绝”就意味着记忆的失落，乃至于面对一片原始草莱，需要真功夫、大学问，花大力气，做开辟作。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较真地做下去，学术空间的扩展，学术水平的提升，是很有可能的。
最后，强调一句，我的建议关注绝学，是期望于开新宇、创新局的，非敢学舌孔圣的“存亡继绝”，也不苟同于时儒的大倡“读经”，如有误读，恕不担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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