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上海之死》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虹影：小说写了一个精彩的谍报故事。1941年末，著名女演员于堇应邀从香港重返上海出演一部叫《狐步上海》的大戏，而于堇实际上是以演戏做掩护的盟军的情报人员。她从踏进上海国际饭店起，就周旋于汪伪、日军、军统等多种势力之间。她巧妙设计获取了日本人要
读书报：谈谈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好吗，听说很苦？
虹影：这部小说从2003年12月正式动笔，写了将近一年。中间从英国回北京一次，还得接着写。在北京创作期间，写得很辛苦，每天早上8点不到就起床写作，楼上的邻居在装修，电锯声刺耳，所以就开大音响，换上宗教气氛浓烈的音乐。一旦感觉置身于音乐厅里，屏幕就腾开空间，我就能飞身去1941年的孤岛。
读书报：《上海之死》是重写上海花的第二部，相比第一部《上海王》，在风格上有转变吗？
虹影：应该说还是延续了第一部的叙事风格，但是题材有些特别，是中国很少见的谍报题材。情节扑朔迷离、人物角色多重诡变。于堇是一个由外国人抚养长大的中国女孩，她供职于美国情报机构，面对的切身问题，却是故国遭遇日寇入侵沉沦的苦难；她所感知的家与国、爱与革命、亲情牵绊与民族大义之间有多重纠结。
读书报：《收获》上介绍这本书是《上海王》的姐妹花？
虹影：这小说的初稿发表在《收获》杂志上，我想他们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同为旧上海的两个名伶，皆为传奇人物。写筱月桂，是写她成为一个黑帮女王的过程。写于堇，是写一个已经成长的女人，如何面对爱恨，如何选择生死。
读书报：《上海之死》号称是首部中文“旅馆小说”，对中国读者来说这可是个陌生的类型。
虹影：旅馆小说的创始人是一位奥地利犹太女作家维吉・鲍姆（VickiBaum），她的名著《上海37》，1939年被改成剧本《上海大旅馆》（HotelShang鄄hai）。《上海之死》绝大多数的章节都围绕于堇入住的国际饭店展开，各色人等、各方势力在此舞台之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小说主要人物，先后命丧此地。“旅馆小说”看似拘束了人物穿梭往返的行程，却在一个相对集中的空间里浓缩了最紧张、最惊心动魄的谋略杀伐，它构筑这座国际饭店的情节空间，弥补和延展了小说人物居留其中的物理空间，一幕幕欢歌艳舞与一幕幕的血腥杀戮叠合并置，使这种情节空间充满了张力和无尽的可能。所以它不但不是封闭的，而是无限开放的。
读书报：连续写了两部关于上海的小说，是不是自己有上海情结？
虹影：“上海情结”源于当年在复旦读书时对上海那座城市的观察与体会，同时父亲的上海生活背景也让我感觉自己对上海情有独钟。《上海之死》是我献给父亲的书。我父亲老家是浙江天台的，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写上献给父亲，我是真的觉得别时容易见时难，所以这也是与父亲的对话，是一种怀念的方式。
读书报：上海文学评论家批评不是上海人的虹影，却偏要写上海，写出的老上海不但不真实，反而从根本上歪曲了上海的精神气质。
虹影：我的确不是上海人，但我曾在上海生活过三年，研究上海长达十年时间，父亲、姑姑甚至丈夫都有多年上海生活经验，基于上述条件，我对上海的了解不亚于上海任何一个女作家。因此，评论家说我不是上海人，就写不好上海的批评是荒谬的。
现在的上海开放、大气、充满活力，而老上海颓废、诡异，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集合了中西文化气质中最为精华的部分，远不是上海女作家笔下所描写的局促、狭隘，或充斥着鸡毛蒜皮的琐事，或流露出卿卿我我的小资情调，或排列着日常生活的无聊细节；也不是外国作家笔下所展现出的或神秘莫测，或光怪陆离的情景。他们都无法将一个真实的上海还原给读者。多年来，我穿梭于中国与英国之间，谙熟中西方文化，只有我才有资格将上海的精神气准确、完整地描摹出来。
读书报：就这么把上海一直写下去？
虹影：我以后还会写解放后的上海，或者会写以前没写过的某一个段落，所以我一定还会再写一些关于上海的小说，一直把这个题材写下去。以后把上海写完了，就会写重庆的。基本上除了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和讲述关于三峡的《孔雀的呐喊》之外，还没有系列性地写过重庆。
3月25日，上海海润公司已与虹影签了合同，买下了《上海之死》的电视电影套拍权。同时，海润公司专门成立了“虹影影视工作室”，取得了虹影作品影视改拍的首先权，这个工作室运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上海之死》，颇多争议的虹影也许会在写作之外成就另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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