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敬畏自然”问题的论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虽然双方发表的文章已经没有论战开始时那么多了，但谁都可以看出，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距离结束的时候还远着呢。可是就在这时，一篇署名辛普里的文章却认为，这场论战“似乎是到了开始回顾总结的时候了”，并对这场论战做了总结式的评议
一、关于双方阵营的划分和称谓
辛文把论战的双方定义为“拥护‘敬畏自然’的环保人士”和“反对‘敬畏自然’的科学主义者”，这是极其不准确的。按照这种定义，似乎所有拥护“敬畏自然”者都是“亲身参与环保事业的推动，对于自然保护有非常可贵的亲身体验”的环保人士，反对“敬畏自然”者，则都“昧于国际上环境哲学和环保运动的趋势，提倡的是过时有害的先破坏后保护的‘伪’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主义者”，这是对这次论战性质极其错误的定性。实际上，论战双方的成分都是十分复杂的，赞成“敬畏自然”者当中，固然有支持环保的人士，但也有宗教信仰者；反对“敬畏自然”者当中，也不乏热情支持环境保护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撰写过宣传环境保护的文章，发表过支持环境保护的言论，他们反对“敬畏自然”，并不是反对环保，而是反对环保宣传中的一种错误倾向，是为了更加准确地宣传科学发展观。事实上，不论是在“敬畏派”还是在“反敬畏派”阵营当中，都只是在是否“敬畏自然”的态度上达成基本一致，而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又各有不同认识。辛普里这种简单的、贴标签式的划分方法，是由于对环境保护运动的复杂性缺乏认识。环境保护运动是一个规模非常庞大，参与者十分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其成分十分复杂，参与环境保护运动的动机和出发点也各不相同，“他们在目标上或偶然达成一致或互为补充。比如说，它可能包括倡导动物权利的人、打猎捕鱼俱乐部、保护大自然的社团、美国土著人、工会、专业的政治行动主义者、科学家、主妇、破坏生态的人、农夫、反核群体、教会组织、新时代宗教组织、素食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及许多其他群体。”（（美）查尔斯・哈珀著：《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4页。）因此，西方国家环境保护运动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派别和组织，他们虽然都打着“绿色”的大旗，以保护环境为宗旨，但又有着各自不同的主张、行动准则和纲领。这些派别和组织门类众多，名称各异，观点和主张也各不相同。近年来，随着我国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环保团体和民间环保组织的不断涌现，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不同的组织和个人，在为什么要保护环境、怎样保护环境的问题上开展争论，“敬畏自然”论战就是这样一场涉及到如何看待自然环境、资源，如何正确处理环境和发展关系问题的论战。
总之，论战的实质，不是要不要保护环境的争论，而是如何认识环境、认识自然，如何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关系的争论，至于具体到参与论战的个人，则情况十分复杂，拥护“敬畏自然”的不一定是环保人士，反对“敬畏自然”的也不一定反对环保，在这里，没有必要，也很难判断他们对环境保护的态度，只须按照对“敬畏自然”的态度，称之为“敬畏派”和“反敬畏派”就可以了。
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思想资源？
辛普里对来自西方的环境哲学十分推崇，一面说“敬畏派”的“缺陷是往往不善于做哲学的论辩”，“不是专门从事环境哲学研究的”，另一方面又说“反敬畏派”“昧于国际上环境哲学和环保运动的趋势”，反复表示：“此次讨论暴露出对于西方环境运动的思想资源严重不足”，并“再次推荐”何怀宏主编的《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一书。既然辛普里推荐了一本书，本着公平对等的原则，我也推荐一本傅华著的《生态伦理学探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将这两本书对照阅读，开动自己的脑筋，认真思考一下，看看谁说的更有道理。
辛普里极力推崇的“西方环境运动思想资源”并不是什么完美无缺的东西，比如在当前环保实践中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动物保护问题上，就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一些西方环境伦理学著作中，把那些主张因为动物也能够感受“痛苦”，因此也应该和人享有一样的权利的动物权利主义，也当作环境保护的一个流派。辛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陷入了这个误区，大谈动物的“痛感”、“情感”、“亲情”，混淆了环境保护意义上的野生动物保护和慈善意义上的动物保护。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我们保护野生动物，是为了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包括植物）都是人类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保护野生动物（植物）就是保护人类生存环境，这是人类的一种理性选择，不存在什么可怜、可爱、痛苦、感情之类的问题，人工饲养的动物、包括宠物，是不包括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即使是野生动物，如果数量增长过多，也要加以人工控制，如澳大利亚是举世公认环境保护较好的国家，但他们对野生动物采取了十分现实的态度。袋鼠是澳大利亚的国宝，其形象被作为澳大利亚的标志，并被用在国徽上，可见其地位之高。可是当袋鼠的数量增长过多，对草场造成破坏，影响到畜牧业发展的时候，他们采取了断然措施：每年根据调查确定一个削减数字，或十万、或八万，然后派专业人员围猎剿杀之，此外，新加坡对乌鸦也是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按照辛普里所说：“动物也有痛感、情感，甚至也有复杂的意识、社会、家庭乃至亲情”，这种做法简直是大逆不道，残忍之极。可是，环境保护讲的是生态平衡，是保护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是科学的调查研究之后做出理智的决策，根本不讲什么“动物痛苦”之类的问题。
当然，从慈善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提倡爱护动物、反对虐待动物，也是完全应该的，但这同环境保护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而且这种“慈善”应有一个限度，不可无限拔高，脱离实际，脱离民族传统习俗。如在印度，人在被蚊子叮咬时，只是将其赶走而不是将其打死，这种做法恐怕在中国就很难行得通。
由于混淆了环保意义上的野生动物保护和慈善意义上的动物保护，导致了辛普里对论战双方阵营划分的错误，把一些对自己的宠物关爱备至，不惜耗费大量资源去营造它们安乐窝，但对人类生存环境却漠不关心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封为“环保人士”，而将主张以人为本的观点说成是提倡“先破坏后保护的‘伪’科学发展观”，实在是大错特错。
三、人类中心主义是“过时”的理论吗？
自以为对“西方环境运动的思想资源”深为了解的辛普里，在文章中多次把矛头对准了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过时”的，是“是为当今环保运动所大力批判的”理论，这正暴露了他对“西方环境运动的思想资源”的无知。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学派不仅是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主潮”，而且是比生态中心主义更新的潮流。
在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历史中，生态中心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20世纪70、80年代的事情，但是，批判的结果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但没有被批倒批臭，反而从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提出了“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植物学家墨迪、澳大利亚哲学家帕斯莫尔和麦克洛斯基、美国哲学家诺顿、前苏联哲学家什科连科、德国左翼学者、哲学家瑞尼尔・格仑德曼、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地理系讲师大卫・佩珀等，此外，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美国“明智利用”领导人让・阿诺尔德、印度学者古哈、日本哲学家岩佐茂等人，都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可超越的。
在中国，这个过程也大体相似，只不过在时间上向后推迟了几年，在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声讨中，涌现出一大批不怕扣帽子、敢于为人类中心主义辩护的学者，仅笔者所见的，就有于光远、赵红洲、章建刚、李德顺、刘福森、李力新、汪信砚、夏甄陶、周兰珍、詹献斌、王进、邝福光、郝宁湘、康洁、袁祖社、杨波、潘玉君、王丽华、邱耕田、刘长兴、尚东涛、朱德生、葛剑雄、罗国杰、傅华、陈剑澜等，本次“敬畏自然”论战中，何祚庥、赵南元、方舟子、陶世龙等学者也明确表示了支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持“人类中心论”的学者，都是主张保护环境的，也就是说，“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是环境保护队伍内部的争论，而不是要不要保护环境的争论。
随着讨论的深入，一些原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者，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在我国，最早提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余谋昌先生，在研究了论战双方的观点之后，修正了原来的看法，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从批判转变为结盟，即承认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伦理学中一个派别，主张环境伦理学的各个派别“从分立走向整合”（见余谋昌：《环境伦理学：从分立走向整合》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通讯》总第二卷，第1期）主张生态中心主义的青年学者杨通进，也承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环境伦理学仍应把对全球资源的公平分配、对不公正的国际关系的调整、对与环境有关的人际利益的重新分配当作自己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把对人类中心境界的追求视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杨通进：《整合与超越：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载《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第66 6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他们的观点可以代表我国环境伦理学界的主流看法，现在，国内大多数的环境伦理学著作，都是把人类中心主义当作环境伦理学的一个流派看待，只不过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不如他们的生态中心主义境界高远，是一种低层次的环保境界，因此他们废除了原来的“打倒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改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现在，那种批评“人类中心主义是产生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的提法，才是过时的理论，而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不过时，而且是全球环保运动的主流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各次联合国全球环境会议的文件、各种国际环境公约、条约，以及各国的环境政策、方针、法律、规章之中。（详见拙文《两种观点、两个声音、两支“主流”》）
人类中心主义在批评声中不断壮大成长，说明正确的环境思想，是要在环境保护实践当中，在正当的学术研讨中产生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从片面到全面，不断地接近真理，对每一个人来说，发生一次，乃至几次认识上的转变，都是不足为奇的，每一次转变都是一次认识的提高，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
辛文用了6千多字宣传他的“敬畏论”，笔者自忖以自己的功力，不需要那么多字数即可击败对手，遂以4千余字向其过招。（请本文作者见报后告知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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