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的长达几万字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第7期上发表，也给思想比较解放的文艺家们和《文艺报》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就题材、思想、人物而言，这篇小说是一篇不同于前此发表的那些“伤痕文学”的小说，被评论家们赞美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但小说一问世，便遭到了天津文学批评界一些同志的
召珂《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天津日报》9月13日 说：在小说的作者看来，电机厂的混乱现象“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伟大斗争和思想解放运动所造成的”；“这场运动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宋乃谦、滑富强《乔厂长能领导工人实现四化吗 》 《天津日报》9月19日 说：乔厂长对揭批查运动“大泼冷水”，“充当了不光彩的消防队员”，“把‘四人帮’诬陷老干部，和我们的揭批查运动混为一谈”。
王昌定《让争鸣空气更浓一些》 《天津日报》10月10日 说：“作品从始到终缺乏对林彪、‘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反倒充满了对揭批查运动的不满和诋毁”。
这几篇文章认为，小说引起争论的“症结”在于郗望北这个“震派”人物。
郗望北所说的关于“火箭十部”的那番话，“王洪文会举双手赞成”；从他所说的“当过官的比没当过官的权力欲和官瘾也许更大些”这段话，“不难听出他对老干部的咬牙切齿之声”；有朝一日郗望北一类的人物重新上了台，就可能“再一次出现十年浩劫的局面” 王昌定文 。
我所供职的《文艺报》编辑部对《乔长厂上任记》是肯定和赞赏的，对青年工人作者蒋子龙是持保护态度的，因此我们很快发表了金梅的文章，但那只是一篇发在“新收获”栏目中的短评，没有抓住时机组织和发表更有声势的评论。于是，在10月6日召开的编辑部会议上，冯牧发表了一通想来是深思熟虑的系统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我们撰写一篇评论，论述乔厂长是一个典型，又强调说，这样的一篇文章，既应是一篇文学评论，又应是一篇社会评论。显然，他是希望发表一篇论述改革题材和改革人物的评论，来改变一下我们编辑部的形象。我接受了这个力不胜任的任务。我的评论文章就采用了冯牧发言时所命的题目―――《乔光朴是一个典型》。
与此同时，《文学评论》和《工人日报》也于10日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乔厂长上任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印的《文学研究动态》1979年第19期发表了署名“敏”的文章《对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反应》（10月25日），介绍了小说发表后的争论和座谈会上的发言要点。
多数意见都是肯定、赞扬《乔厂长上任记》的。最集中的意见，是认为小说塑造了一个为时代所需要的、献身四化的闯将的英雄形象。如冯牧在发言中说：“作者以难能可贵的艺术家的勇敢，用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当前工业战线的矛盾和斗争，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有血有肉的基层领导干部的典型形象―――乔光朴。这是一个四化建设新时期的闯将的形象。这样的具有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国家的脊梁骨。尽管这个人物也可能有缺点，可能有时遇到问题考虑不周，做事有点冒失，工作方法也不是无可指责的，但在为四化而奋斗的进军中，他是开辟道路、打破坚冰的先锋。乔光朴形象的出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能够振聋发聩，给人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陈荒煤在发言中说：“一个工厂的厂长，怎样领导生产 怎样管理企业 怎样为四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乔厂长上任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的榜样。他破除了一切条条框框和种种陈规陋习，按照时代的要求，遵循经济规律办事，不愧为献身四化的当代英雄和闯将。”一机部干部伍佩纶说：“这篇作品在机械系统反映比较强烈，群众争相传看。有的同志提出要求，希望部里的内部刊物转载，发给企业领导干部人手一册。还有的工人特意买一本《人民文学》第7期送给厂长，希望厂长像乔光朴那样领导工人干四化。”
……座谈会上谈到，蒋子龙是一个工人作家，1976年曾发表过《机电局长的一天》，也是一篇反映工业战线生活的好作品。后来，“四人帮”通过他们的爪牙施加压力，说小说是宣传唯生产力论的毒草，要作者检查。经过一番周折，蒋子龙迫不得已，发表了一篇违心的检查。随后，他又受命参加一个写同“走资派”斗争的作品。这次，《人民日报》9月3日的文章中提到了《机电局长的一天》，指出在1976年那样污浊气氛中，作者能发表这种作品，是难能可贵的。《天津日报》召珂的文章却对此“哑然失笑”，说：“评论者的态度不能被认为是严肃的。对事实真相和我们的观点将另文论及。”看来是准备揭蒋子龙的老底。
座谈会上很多同志对此表示气愤。冯牧说：“蒋子龙同志当时的思想状况人们是了解的。这样一个工人业余作者，他有多少责任，对他的问题应做什么结论，并不困难。听说已做了结论，而且还做了检查。这就要求我们从他的全部工作历史、全部创作活动，他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全部政治思想及其对生活的态度，对他做出全面的、正确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不幸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后的今天，竟然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 不许犯错误，也不许改正错误，改正错误写出了好作品也不许成立，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陈荒煤鼓励蒋子龙“不能放下这支笔”。
陈荒煤在会上还说了一些在这篇综述里没有提及的深情的话。比如他说：“我和子龙谈过，第一，我们支持你。第二，在批评面前，要冷静。第三，你说以后不再写东西了，我不同意，我说，大多数是支持你的。家里人要他调到某个小县城的厂子里去工作，从此与写过文学作品的那个蒋子龙告别。文艺界有许多争论，是极左思潮的继续。经过历次运动后，工人作家还剩下了几个 为什么产生了工人作家，又遭到如此的命运呢 应该写文章指出，《天津日报》的几篇文章，是打着百家争鸣的幌子打棍子。如果承认是争鸣，那就要允许反批评。”
其他作家、评论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文学研究动态》的报道也没有着墨。根据我的笔记，我想，张洁和李陀的发言是不能忽略的。张洁也是来自第一机械工业系统的作家，与蒋子龙有相似的背景，她发言说：第一，乔厂长是四化进程中的英雄，他驰骋于四化的舞台上，他的意义甚至比雷锋还要深刻。他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他不是神，为什么要要求他是神呢 第二，小说揭示了上层建筑领域的某些环节，对社会生产力起着阻碍作用。第三，评论文学作品时，不应进行人身攻击。李陀说：《乔厂长上任记》和《人妖之间》是两篇有重大意义的作品，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我们的文学创作又上一个台阶。《乔厂长上任记》为文学提供的新东西是： 1 文学干预了工业生产。如提出和描写了工厂的管理、一长制等等。 2 小说为文学提供了一个新人物―――乔光朴。要允许作家对政治、经济、文化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从而把笔杆子提高到与人类灵魂工程师相称的地位。小说的缺点是，乔厂长这个人物写得太顺利了，典型环境写得太简单了。如果把这篇小说写成一出悲剧，也许更符合当代的实际情况。
经历过这场前后长达4年的风波，蒋子龙终于在文坛上站住了。应该说，在蒋子龙事件中，陈荒煤和冯牧的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蒋子龙成名之后，也没有忘记他们二位文坛前辈和领导在他处境困难时对他的帮助和支持。1992年12月，陈荒煤80岁时，文学研究所为他举办了文艺生涯60年研讨会，蒋子龙从天津赶来与会，并做了《权威的随和》的发言，谈了他和荒煤的这一段文缘，表示了对荒煤的崇敬之情。
由于我的阅读范围很小，没有读到蒋子龙关于感念冯牧的文字。在蒋子龙面临着巨大压力时，同样也正承受着巨大压力的评论家、《文艺报》的主编冯牧，却不顾自己的处境，站出来对这个并无私交的青年工人作家仗义执言，他对《乔厂长上任记》的肯定，甚至对颇存争议的《机电局长的一天》的肯定，对蒋子龙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冯牧过世5年后替他编辑《文集》时，再读他的那些热情洋溢的文字，也还不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文坛上本来并非只有写“伤痕”的文学，但责难者们却吹起阵阵冷风，指责“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泛滥成灾，是“缺德”文学和“向后看的文学”。《乔厂长上任记》的登场，一下子改变了文坛上只有“伤痕文学”的错误印象和当时文学题材显得狭窄的局面。
（本文摘自《在文坛边缘上》，刘锡诚著，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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