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谬托知己”？

因有感于《我的婶婶萧红》一书“存在的多处凭空杜撰的不实”，研萧二十余年的学者秋石寄来下文，希望“依据众多当事人的亲历亲见文字”，“说明事物的本来面目”。

去年年底，“呼兰河萧红研究会”宣布就萧红身

1938年，西安。左起：赛克、田间、聂绀弩、萧红、端木，后排丁玲。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萧红是一颗凄美而又耀眼的星星。

1936年5月31日，在回答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提问时，鲁迅这样强调道：

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就在这一天的谈话中，鲁迅先生先后三次把萧军和萧红这对来自东北沦陷区的年轻夫妻作家双双列入到“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作家”和“左翼作家”的行列。

自那时以来的70年间，无论是在战乱中的重庆、延安、桂林，还是在和平年代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新世纪的今天，对这位20世纪中国文坛最优秀才女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

在众多的研究作品中，萧红第三任丈夫端木蕻良的亲属也向我们捧出了有关萧红研究的多本专著。在这几本专著中，尽管作者一再表明“以正视听”，“说明了许多真相，还原了萧红历史的面目”，但仍然多多少少杜撰了一些被作者本人斥之为“谬托知己”的“历史”。本文从这几本专著中屡现的对胡风先生的指责，及提供的有关丁玲、萧军的“莫须有”谈起，以还历史本来面目。

胡风不让萧红乘坐周恩来汽车撤离武汉吗？

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先生在其《端木与萧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月版）一书第45―46页写道：

没有几天，曹靖华坐周恩来的汽车从武汉来重庆了，端木以为萧红也会来的，谁知曹靖华说，在武汉的时候曾问胡风，和鲁迅关系近的人，还有谁没走，可以坐这车一起走。胡风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没人了。……

在诠释这一事件前，笔者先说明一个事实。一个当时武汉左翼文人所留存的资料都能印证的事实：1938年8月，置新婚不足三个月又有孕在身的萧红于武汉，端木蕻良先行去了重庆。而此时的武汉天天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端木此举受到了几乎所有在汉左翼作家的责难。而且，令人不解的是，端木没有给萧红留下生活费。对此，胡风先生率先表示了异议。有关端木自己先赴重庆及不留生活费的事，当事人蒋锡金（他不仅与冯乃超等人承揽了萧红的食宿，而且为萧红担肩筹足了去重庆的路费和生活费用。1998年5月、7月，锡金先生在电话中向笔者证实了此事）、高原（萧红哈尔滨早期好友，1997年10月9日，在其南京虎踞路寓所，老人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并印证了一个事实：时高原自延安抵达武汉，见萧红身无分文，就把自己身边仅有的5元钱留给了萧红）等人都曾撰文予以说明。那么，胡风到底有没有“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从而让挺着大肚子的萧红冒险乘坐拥挤不堪的轮船呢？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胡风的蓄意隐匿，使萧红失去了与曹靖华一起“坐周恩来汽车”撤离武汉的“福分”？

事实胜于雄辩，有关胡风隐瞒“萧红没走”的说法，是一个彻头彻尾子虚乌有式的杜撰：因为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大撤退时的1938年9月下旬―10月中下旬，曹靖华根本不在武汉！而且，曹靖华由他任教的“西北联大”所在地的汉中举家搬迁至重庆的日期已是在一年多后。

请读者们读一读曹靖华先生生前亲笔写下的“自叙经历”（刊河南出版社出版的《曹靖华》一书第45页、47页）。曹靖华这样写道：

同年7月（1938年7月）国民党教育部下令改组西北联大校委会，先后增派CC分子胡庶华、张北海为校委，校内掀起反对教育CC化、法西斯化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全校师生与胡庶华等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要求民主自由，一致对外，一致抗日。

正在这时，我突然接到武汉电报，便赶往武汉见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要我到武汉工作。我当即表示服从调派，但需回汉中作些安排。不料回到汉中适逢陈立夫亲临联大处理“学潮”，勒令校内禁止宣讲马列及开设俄语课程，引起师生公愤，推举我与彭迪先、韩幽桐等几位教授与当局展开面对面斗争，一时无法脱身赴武汉。最后当局宣布解聘13位教授并通令全国院校不得聘用，我已在被解聘之列。这引起全校师生更大的义愤。国民党教育部次长顾毓?来校整饬弹压，逮捕了地下党支部书记及一些党员，经过斗争，历时3个月他们才重获自由。这时武汉已经失守（10月25日，日军攻占武汉―――引者注）……

曹靖华还写道：

1939年底举家乘敞蓬卡车沿“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日夜兼程，……历经一周颠簸到达广元，之后经成都抵达重庆。到重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曾家岩50号。恩来同志一见到我，没等我汇报就笑着说：……

有关1938年七八月间曹靖华接电报赴武汉见周恩来一事，系此前（7月22日）曹靖华托李何林带信给胡风而致。由于曹回汉中后杳无音讯，周恩来还向胡风问起过―――见梅志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94页；以及张晓风撰《胡风保存的老书信一束》之五，见2002年2期《新文学史料》第168页。

在端木蕻良侄子曹革成先生的新著《我的婶婶萧红》（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一书第238页，借端木本人之口重复了钟耀群先生对胡风先生的这一“愤怒”指斥……同时，该书尚有多处对胡风先生进行了一系列指责。究其原因，在于胡风从一开始对萧红与端木先生的这桩婚姻没有看好，而且还作了“不利方面”的预测。在为1984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萧红》所作的代序《悼萧红》中，胡风回忆道，萧红从西安回到武汉后曾去看胡风，告诉他，她已与萧军分离。胡风听了并不感到惊奇。胡风写道：“我一直感到他们迟早分开的（由此可见，胡风并没有偏袒萧军，所持的立场是公正的―――引者注），但是目前这种情况，可使我迷惑不解了。我向她坦率地表示了我的意见，可能伤了她的自尊心，尤其使丁（当时在武汉、重庆，人们都这样称呼端木蕻良―――引者注）感到不高兴。这以后，我们就显得疏远了。”

对丁玲、萧军的这些说法站得住脚吗？

1934年萧红与萧军摄于哈尔滨。

在《我的婶婶萧红》一书第116―117页，作者向我们作了如此能弹落人们眼球但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描述：

在西安时期……工作接触中，丁玲与团里（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年轻团员陈明建立了恋情。丁玲年龄大，职位高，又是文化名人，与普通团员谈恋爱，被人视为异端，反映到延安，有关领导要她回去“述职”。文化人的这种苦恼，萧红当然理解，知道端木蕻良不多事，便告诉了他。丁玲要回延安了，不知情的聂绀弩跟着要去，他不明白萧红为什么不去延安了（对此，聂绀弩是“明白”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地明白”，聂绀弩在其《在西安》一文中将其全面披露，真实原因是萧红已将定情的小竹棍送给了端木蕻良―――引者注）。丁玲走后不几天，萧军（3月20日左右）转道延安的消息传来了，不久又传来另外一些消息，萧红表现得都很平静，这样在西战团里大家知道了他们分手的消息。同时萧红怀孕的消息也传开了。直到这时，萧红和端木蕻良还只是能交心的同事关系。

……

4月初，丁玲和聂绀弩回来了，同时还有萧军。他不容萧红说话，就宣布：“萧红，你和端木结婚！我和丁玲结婚！”这一下把萧红彻底激怒了。

……

萧红却陷入了孤寂中。一位被鲁迅视为有才华的左翼女作家，常年身体虚弱，常年精神郁闷不展，现在又怀着身孕，在这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谁能来接受她？拯救她？

端木蕻良伸出了援手。……他接受了萧红，并且义无反顾……

在读了上述描述后，笔者的感觉是，如同《端木与萧红》一书制造的胡风不让萧红坐周恩来汽车撤退的神话一样，这又是一连串的与史实相悖！

第一，关于丁玲此行回延安的真实原因。

早在1998年1月《端木与萧红》一书问世不久，针对该书出现的类似说法，笔者首先请教了丁玲爱人陈明先生。近日，笔者再度电话联系了陈明先生。陈明先生思路十分清晰地重复了前几年的回答。陈明先生说，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写过《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丁玲不会也绝不可能绝不需要就自己的恋情去征求他人的意见或作什么汇报，这完全是她个人的事情，她也不会顾忌外界或上级的什么想法，即使“上级”有这么个要求。谈及丁玲此行回延安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当时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一连串地解散了许多个抗日民众团体。由于“西战团”直属八路军总部管辖，国民党无法强行下手解散，于是便采取了挤、压、逼的手段，要“西战团”去“战地”而不是留在西安宣传抗日，有碍于国民党消极抗日和真反共的立场。为此，经请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和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决定由“西战团”团长丁玲和秘书长王玉清（后任陈云同志秘书）去延安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汇报（聂绀弩也确实随行而去）。这就是丁玲去延安的真实原因所在，而断非《我的婶婶萧红》一书杜撰的因丁玲与陈明相恋而去延安作什么汇报。

第二，《我的婶婶萧红》一书的作者将二萧西安最终分手的原因，归结于所谓从延安“又传来另外一些消息”―――即暗指丁玲抵达延安后即与不期而遇的萧军相恋“定终身”而致。如此杜撰，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即使按照《我的婶婶萧红》作者的说法，丁玲去延安是汇报她与陈明相恋之事，那么，又怎么可能在短短十来天中“移情别恋”且又神速“定下终身”了呢？丁玲进入延安前压根不知道萧军会来延安，萧军同样如此。从丁、萧二人各自的历史年表及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俩人在延安的活动十分繁忙，而丁玲肩负的担子更重。二人似无可能热恋，甚至于发展到非要“结婚”的地步吧？此外，从萧军生前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看出，萧军与丁玲会面，都有老友聂绀弩在场。

第三，关于该书中萧军的“萧红，你和端木结婚！我和丁玲结婚”的说法，迄今，只见端木本人及其亲属述说（个别引用的，也引自于端木在接受美籍华人葛浩文先生访谈时的自述），尚不见萧红生前留下一字，更不见“西战团”任何一个人证实一字。

第四，萧军进入延安后，压根没有动过去西安的念头。当去五台前线的道路被告知有战事无法通过后，正是丁玲、聂绀弩告诉他萧红在西安，并且反复劝说他前去与萧红会合和好而致。而且，聂绀弩、丁玲、王洛宾、塞克等许多在“西战团”工作过的作家、艺术家们生前都向人们提及一个事实：即从萧军自延安来到西安步入莲湖中学驻地的那一刻起，几乎所有的人都怀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能看到萧军与萧红这一对在鲁迅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文坛双璧能够手牵手地和好如初！

其实，远在西安，乃至临汾之前，事情已经起了变化……

美丽、善良、一生嫉恶如仇，对爱情对朋友忠贞不渝的“左联”时期作家―――梅志先生在其所著《胡风传》第386页写道：

……他俩又来了。萧红和胡风在花园的蔷薇架下坐着，谈着他们的情况，端木可只在远处看着。其实，他们的情况，没去临汾时，胡风就已看出了一些苗头。萧军是硬汉子，没有说穿，只对胡风说，萧红和端木蕻良都想离开武汉。既然同萧军不能共同生活，离开也好，萧红的叙说，和端木那份冷淡的以胜利者自居的样儿，胡风心里很不是滋味，并且为萧红感到委屈。但事已至此，没什么好说的了。

对于武汉早期发生的细微变化，不但胡风梅志夫妇心知肚明，二萧的老友罗烽、白朗、梅林等人，也都程度不同地作了相关描述。

是的，在萧红的情感裂变上，萧军有错，也曾一度负于萧红，但另一个人就真如其亲属书中写得那样“清白”而无一丝一毫的过错、责任了吗？相信读者读了上述三位历史见证人的描述，自然会得出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来。

谁在谬托知己？

1938年萧红与端木蕻良。

《我的婶婶萧红》一书的作者在该书《后记》中写道：

……这本传记也应是说明了许多真相，还原了萧红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本传记在内容上的最大特点，是详述了萧红最后4年的生活经历和写作状况，也就是她和端木蕻良结为夫妻的4年真相。这个时期，是萧红最重要的时期，是她代表作产生的时期，是她走向文学之路的顶峰时期，也是她情感得到呵护的黄金时期！而这也是其他传记最薄弱的地方；也是被某些谬托知己的人搞得最混乱，造成世人诸多误解，从而不能准确评价萧红的关键之处。……

读了上述宣言式文字，读者不禁要问：究竟谁在谬托知己？至于作者宣布的对于萧红最后4年的生活“是其他传记最薄弱的地方”的说法，也未免太过于武断和轻率了吧！

诚如胡风、梅志、梅林、蒋锡金、章靳以、高原等认为的：由于性格的差异和其他诸般因素，二萧这对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作家夫妻分手已是必然，但这并不能证明端木与萧红的结合就是天造地设、珠联璧合，从武汉、到重庆、到香港，端木对萧红的不负责任的作为时时可见。

《我的婶婶萧红》一书作者所说的萧红生命的最后4年“是她代表作产生的时期”，同时强调“是萧红最重要的时期”……笔者认为，作者的此番论述是故意抹杀史实，歪曲历史真相。

萧红的代表作是哪一部？又产生于何地和哪一个时期？

相信凡是稍稍了解一些左翼文学史和有关鲁迅及其学生情况的人，大多会承认：萧红最优秀的代表作产生于1934―1935年，即由鲁迅先生亲为作序并大力举荐的高扬中华民族爱国御侮大旗的《生死场》。

笔者以为，有鲁迅呵护的这个时期，这才是萧红最重要的时期！有关这一点，最好的说明是萧红亲笔写下的中篇纪实《回忆鲁迅先生》（生活书店1941年出版），这是萧红用心和血，用全部情感凝就的一部力作，也是一部至今为后人和学术界所看重的忆及鲁迅晚年生活起居的优秀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萧红的欢乐，萧红对生活的满足，萧红对鲁迅的孩儿似的依赖心迹，跃然纸上。至于作者为什么要把在鲁迅身边的上海生活，把《生死场》这部最重要的代表作排除在萧红的“顶峰”和“黄金时期”之外，其真实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因为产生“力透纸背”的史诗般力作《生死场》的时候，萧红正和萧军生活在一起！不仅如此，而且，萧军几乎是在同时推出了同样为鲁迅赞扬并作序、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高扬民族气节的力作《八月的乡村》！这一时期的萧红与萧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坛双璧―――至今，史学界仍然这么认为。

萧红最后的4年，也是同端木结合的4年。这个时期，萧红幸福吗？或者换言之，真如《我的婶婶萧红》一书作者“后记”中认定的是萧红“情感得到呵护的黄金时期”吗？

依笔者之见：未必。

依据是在这一时期内萧红时时感到孤寂与痛苦。产生孤寂与痛苦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与昔日的朋友们疏远了，疏远的原因是一部分朋友站在萧军那一边，更多的朋友则是反对她和端木的结合。另一个原因是战争，战争打碎了她希冀的宁静。

就前一个原因而言，人们给予了很多的描述加以佐证。

被萧红视为长者和鲁迅身边亲近者的茅盾先生，在为萧红所著《呼兰河传》作的序中这样写道：

……可是我不知道她之所以想离开香港，因为她在香港的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并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时的心境会这样寂寞。那时正在皖南事变以后，国内文化人大批跑到香港，造成了香港文化界空前的活跃，在这样环境中，而萧红会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等到我知道了而且也理解了这一切的时候，萧红埋在浅水湾已经快一年了。

上述是茅盾先生的心迹，读者们读了后并不难理解茅盾文中所云“等到我知道了而且也理解了这一切的时候”这段话的寓意所在。

再有一个人，是香港东北救亡总会的负责人，是被萧红、端木夫妇视之为知己、恩人的人，他的名字叫周鲸文。周鲸文先生在其《忆萧红》（刊香港1975年12月《时代批评》第733卷第12期）一文中道出了他的直观素描：

一年的时间，我们得到的一种印象，端木对萧红不大关心。我们也有种解释：端木虽系男人，还像小孩子，没有大丈夫气。萧红虽系女人，性情坚强，倒有男人的气质。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端木与萧红的结合，也许操主动权的是萧红。但这也不是说，端木不聪明，他也有一套软中硬的手法。端木与我们往来较频，但我们在精神上却同情萧红。

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为中国人民的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日本友人缘川英子，在1942年11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忆萧红》一文中揭开了另一个“谜”。缘川英子在文中写道：

后来萧红离开我们和端木去过新生活了。不幸，正如我所担心的，这并没有成为她新生活的第一步。人们就不明白端木为什么在朋友面前始终否认他和她的结婚。尽管如此，她对他的从属性却是一天一天加强了。……于是不久之后，他们就在北碚自囚在只有他们两人的小世界中。专心创作么？―――谁也无从知悉。就有他们谜样的香港飞行。

著名女作家、哈尔滨时期与萧红共同从事地下反满抗日宣传活动的好友白朗在其《遥祭》（刊1942年5月延安《谷雨》）一文中这样描述道：

……分别之后，在重庆的一个小镇上，我们有幸又在一起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指萧红临产前在江津白朗家等待生产―――引者注）。虽然整天住在一个小房子里，红却从来不向我说起和军分开以后的生活和情绪。一切都隐藏在她自己的心里，对着一向推心置腹的故友也竟不吐真情了。似乎有着不愿告人的隐痛在折磨她的感情，不然，为什么连她的欢笑也使人感到是一种忧愁的伪装呢？

她变得是那样暴躁易怒，有两三次为了一点小事，竟例外地跟我发起脾气，直到她理智恢复，发觉我不是报复的对象时，才慢慢沉默下去。

……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反常的。……无疑的，她和军的分开是无可医治的创痛了。

她不愿意讲，我也不忍心去触她的隐痛，直到我们最后握别时（这里指的是萧红生下孩子恢复体力后从江津搬出返回重庆那一天―――引者注），她才凄然地对我说“莉，我愿你永远幸福。”

“我也愿你永远幸福。”

“我吗？”她疑问着，接着是一声苦笑：“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

次年，萧红抵达香港不久，在给白朗的信中，萧红再次诉苦道：

……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忧郁，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田，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以往所梦想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祗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

读着白朗回忆中的亲身感受，以及萧红给白朗信中的痛苦诉说，前文引及的茅盾先生有关“难以索解的”萧红身上无处不在散发着的“寂寞”，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是因为，萧红始终没有把自己的丈夫端木蕻良看作是最亲近的人和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事实，活生生演变着的事实，是最雄辩不过，最能说明问题的。

1938年9月，旅途中差一点命丧黄泉的萧红乘坐拥挤不堪的轮船抵达重庆后，早他两个月左右来到重庆的端木蕻良没有为她找到住处，而是将她送到了一个名叫范士荣的人的家中暂时栖身。没几天，萧红又投奔了位于重庆郊县生活的昔日密友白朗家中。白朗及其同为东北“老乡”的婆母亲切、热情而又全方位地接待了萧红，直到其分娩。后来，萧红从江津返回重庆时―――1939年1月，她先是自行设法来到“终日不见阳光”的米花街小胡同1号，与被她在上海救援过的日本反战人士池田幸子，以及缘川英子同住；稍后，经人帮助，她又去了王昆仑夫人曹孟君任院长的歌乐山保育院居住，与她为邻的，是著名音乐家沙梅、季峰夫妇。直到这一年的六月间―――萧红从武汉进入重庆已九月余，方才搬往北碚与端木同居……

有关萧红在北碚的生活，著名散文家靳以先生以一个近邻及目击者的身份，写过一篇非常翔实的题为《悼萧红和满红》的散文。在这篇散文中，靳以先生以长达千余字的篇幅，向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他所亲历的一些场景。

靳以写道：

……那个叫做D的人……入晚便睡，早晨12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在炎阳下跑东跑西的是她（萧红），在那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访朋友的也是她，烧饭做衣裳是她，早晨因为他没有起来，拖着饿肚子等候的也是她。还有一次，他（端木蕻良）把一个四川泼剌的女佣人打了一拳，惹出是非来，去调解接洽的也是她。

在北碚时期，萧红每每遇到困难，便向住在楼上的章靳以夫妇求助，而作为丈夫的端木蕻良却很少用自己的双肩为妻子承担些什么，包括上街买菜，洗衣做饭。

撰写本文的目的是尊重历史的事实与魂魄，是针对《我的婶婶萧红》一书存在的多处凭空杜撰的不实，依据众多当事人的亲历亲见文字，以说明事物的本来面目，并为胡风、丁玲等前辈一辩。

笔者也认为，应当予以肯定的是：端木蕻良先生对繁荣我国现代文学、战时香港文学、红学研究，以及为保存萧红骨灰所作的一系列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