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列・阿列克山德里（1818－1890）
19世纪是罗马尼亚人开始比较多地吸收西方文明和东方文化的一个时期。在蒙特尼亚（又称瓦拉几亚或罗马
这两首诗的标题分别是《满大人》（Mandarinul）和《中国风景诗》（Pastelulchinez），都写于19世纪70年代，大概可以算是罗马尼亚文学中最早直接描写中国的诗歌作品。从诗歌的种类来说，它们属于“风景诗”或称“田园诗”，这是作者受印象派绘画的启发，把“色粉画”的概念和特点移植到文学创作领域的结果，评论界认为这一诗歌品种当时在世界文学中也属于新颖独创。“风景诗”着重描写自然界中一些小巧玲珑的景致、现象或事物，借景抒情，以物托志；其视角古朴，色彩浓重，结构谨严，笔调纤细清脱而不乏诙谐。阿列克山德里写过几十首这样的作品，其中相当一部分写他家乡锡列特河谷一年四季的景色变化和民间风情，还有一些是反映诗人在国外的游历观感和异域风情，有关中国的两首诗就属于后一类。
《满大人》是一首以中国皇家园林为背景、以封建王公及其宫廷生活为内容的作品。诗的开篇首先从人物阔绰华丽的衣着入笔，以简练的描写托出一个中国封建王公的典型形象：“满大人身着樱桃色华衣锦服，/金色绮罗配玉纽美似花团，/乌黑发辫上青色的冠冕楚楚，/还有颗黄水晶扣缀饰顶端。”接着描写了高墙深院里的奢华气派和庭院内环境的清幽。在作者看来，“满大人”生活的处所是“气势恢弘的夏宫”，园中不仅灯笼高挂，象牙宝石和怪兽神像比比皆是，而且还有“开敞的曲廊”、“精美内苑”和“明镜般湖面”。作者在烘托背景、展开视野之后又回首观看近处，着意刻画了一个美目流盼、粉面生春的宫廷佳人形象：“她走进花园然后又隐身宫院，/沙地上轻盈迈动三寸金莲，/群群彩蝶在她面前飞舞招展，/好让她在盆景前驻足流连。”宫女企盼恩宠，幽情中又隐隐流露出几分惆怅和哀怨。但王公却“对媚笑的姝丽们兴致索然”，只顾品味香茗，沉醉于云天招展的风筝。全诗意境远近大小错落有致，很有层次感，另外把山水艳情糅在一起，给读者留下充裕的联想空间。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宫廷生活的理解和想像。
第二首诗《中国风景诗》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与前面一首非常接近。作者描绘的是景色迷人的富饶之国，在都城的宫院里，“稀世珍宝在暗处绽放如花，/把芬芳的花色撒向楼台亭阁”。由于这首诗在篇幅上比《满大人》多了两小节，所以展现的场景更为复杂细致一些。对花鸟鱼虫的刻画，颇有几分工笔的韵致：“红黄绿鹦鹉最喜欢人宠爱，/伴着和悦的声音在金笼雀跃，/朱红鸟喙把爱巢吻得欢快，/把神圣的微笑和白杏仁集采。”在描山绘水、写景画物的同时，作者又适当地加入了“大人的千金”形象：“桥上倩影倒映在盈盈水面，/她的举手投足透着风情万种，/目光停在船上垂钓的少年……/他怦然心动又抬眼报以笑容。”这样的一幅场景恰好又被一位在远处的老者看到，收入在自己的画笔之下。全诗读起来使人感到诗中有画，画中有情，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浑然一体。
阿列克山德里的原诗风格绮丽、细腻，结构工整，很讲究韵律。《满大人》全诗有8小节，奇句都是16个音节，偶句是15个音节。《中国风景诗》稍有不同，共有10小节，奇句为15音节，偶句16音节。两首诗都交叉压韵，读起来琅琅上口。
对于一个生活在19世纪、不懂汉语、更没有到过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的罗马尼亚诗人来说，如此钟情于中国山水园林并把它写得颇有几分韵味，还标新立异，自成一体，这在19世纪的罗马尼亚文坛上的确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阿列克山德里1818年6月14日出生于摩尔多瓦的巴克乌。父亲最初是一个开明的小贵族，家道殷富，后来为官从政，一直升至大臣。阿列克山德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834至1839年间留学法国，取得文科高中毕业文凭，并开始用法文和罗文创作诗歌。回到摩尔多瓦以后，他几乎参与了那个时代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所有的重大事件：创办雅西民族剧院，发展文学报刊，组织筹划1848年革命和国家统一。另外，他在40至50年代陆续到过欧洲许多重要的国家或城市：君士坦丁堡、意大利、英国、德国、西班牙；还曾在非洲短暂停留。他做过摩尔多瓦外交部长（1858 1859年），公国统一后出任罗马尼亚首任外交部长（1859 1860年），频繁活动于欧洲外交界并结交了西欧许多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1860年他退出政界，过着隐居的生活。后来又多次复出，做过外交密使，当选科学院院士，担任议员，晚年又出任驻巴黎全权公使。1890年8月22日去世，葬于他的米尔切什蒂庄园。
在文学上，阿列克山德里创作十分广泛，素有“民族诗人”之称，同时他也写小说，创作戏剧，一生写有剧本50余种。他采集整理了许多摩尔多瓦民间文学，其中以民谣《羔羊》和多伊娜民歌最为著名，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了一股清醇的民族气息。他积极投身1848年革命，写过《罗马尼亚的觉醒》等战斗性很强的爱国诗篇。后来又为民族统一奔走呼号，根据他的诗作谱写的歌曲《统一霍拉舞》至今传唱不衰。1877年独立战争期间他创作的组诗《我们的战士》，对罗马尼亚人民后来维护国家独立一直起着重要的鼓舞作用。而风景诗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被评论家认为是“他诗歌中最为厚重的部分”。它们大部分写于1867至1869年间，是他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这一时期阿列克山德里对于资产阶级虚伪的政治和复杂的城市社会感到厌倦，主张归真返璞，以抒写田园风光来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宁静和谐的生活的追求。在他看来，乡土和大自然是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蕴涵着勃勃生机和旺盛之势。
两首中国题材的作品也得益于诗人在西欧的游历和开阔的视野。在19世纪的西欧特别是在法国，已经译介了相当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上流社会收藏的反映东方文明的书画和其他艺术品也不在少数。对于诗人来说，这些充满神秘和异域情调的诗画作品往往会让他们心驰神往，遐想联翩，成为他们创作中虚构的基础。况且欧洲文人创作中国诗也并非没有先例，18世纪法国大诗人伏尔泰在读到乾隆皇帝的一首题诗后就曾感慨万千，即兴写下了一首“中国式”的诗作。另外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一些国家受中国园林的影响，曾先后流行造园艺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是欧洲园林艺术的代表，阿列克山德里应当是有机会接触到其中一些的。即使在19世纪下半叶的罗马尼亚，王室和贵族收藏的中国艺术品也并非罕见，或许诗人在欣赏它们时得到启发，化用其境于自己的神来之笔。尽管今天看来阿列克山德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已经过时，我们对他的创作过程及其心态也难以更多地了解，但他这两首意写清宫、心仪中华的“风景诗”，在罗马尼亚早期接受中国文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是不应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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