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客》杂志的网站上，纪念4月5日去世的索尔・贝娄的是菲利普・罗斯的回忆文章和贝娄的短篇小说《银碟》（ASILVERDISH）。
《银碟》在1978年9月25日首次发表于《纽约客》。现在用一篇短篇小说来“总结”或
索尔・贝娄自己身上就凝聚了太多的矛盾，他并非资产阶级，但他不否认自己就是一个“资本主义中人”，他乐意与资产阶级为伍，穿着名牌衣服出入他们的聚会。他的“最出色的”朋友艾伦・布鲁姆就是著名的保守派学者，其弟子中就有最近的新闻人物、世行行长沃尔福威茨。不过，在索尔・贝娄的小说中，尽管对资产阶级的基调是同情的，笔下所流露的却更多是毫不留情的讽刺，力度要远远超过那些发誓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左翼作家。
在《银碟》中，伍迪是一个瓷砖承包商。他不像菲利普・罗斯的《再见，哥伦布》中的资产阶级居然不知道简・奥斯汀是什么人。不，伍迪“劲头十足地涉猎了多种多样的书籍。”他的痛苦跟金钱无关，跟宗教无关，甚至跟父亲的死无关，尽管他的痛苦是教堂的钟声与父亲的死亡所召唤而来的。但这个痛苦的核心是记忆，是多年前他的无赖父亲要挟他借钱时趁人不备偷人银碟的记忆。在一个关于小资产者令人捧腹的故事里，贝娄探索的是扰人的记忆，记忆中无法排遣的个人痛苦，同时这也是痛苦的形而上学。在此处，作家的世界观将要显露。一种观点认为痛苦都有个社会学来源，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生必定充满了痛苦。表面上这也是划分作家左倾和右倾的标准之一，然而，当思考触及到个人的真实，左派的波伏瓦也说出了右派言论：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痛苦是纯粹的痛苦。
作家的世界观在作品中有着非常曲折的反映。这曾是1942年出版的《文学理论》中众多金科玉律之一。二战以后，随着媒体的快速发展，受众渐渐希望作家们就热点问题（越战、都市计划、高速公路、垃圾处理、民主政治……）发表看法。另一方面，作家“也需要一套理论架构”，希望作品能够有某种能与媒体相抗衡的综合性。所以《赫索格》的主人公要把马歇尔副总统的话改成“这个国家需要的是物美价廉的综合”。就贝娄个人来讲，他受够了现代派的（艾略特、乔伊斯式的）哀伤，“被迫注视着泰晤士河中的飘浮物，现代文明的每一面都危害着他艺术家的、贵族式的感受。这种看法太过分了就沦为荒谬……”不仅如此，索尔・贝娄对自己曾固守的行文上的清规戒律也感到愤怒：“为什么要用造作的形式、借来的感性、渴求‘正确’的欲望来自缚手脚？为什么非要自己写得像英国人或《纽约客》的撰稿人？”
索尔・贝娄放开了手脚，从他著名的短篇小说《莫斯比的回忆》中，读者所感受到的惊讶不会小于初次读到《赫索格》。在这个短篇小说中，他用他那从不循规蹈矩的言辞攻击萨特，他这样写道：“萨特拒绝会见他；他认为黑人以外的所有美国人都是特务。”“萨特要求俄国人用原子弹轰炸美国人的太平洋基地，因为美国人现在被人认为坏透了。他还鼓吹黑人杀掉白人。”他借人物之口毫不含糊地赠予萨特一个称号“令人厌恶的白痴”。他用全称判断指称法国人：“……由于他们蒙受了被同盟国解放的耻辱，他们大为恼火。”对比一下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谈话断片，一九四五》，这同样是一篇攻击左倾思想的小说，但分析性仅体现于细节和人物对话。
这里没有必要来分析西方异常复杂的政治格局，不仅中国读者感到难以把握外国多如牛毛的政治派别，如果真的要对二战之后的某个国际事件发表具体看法，那些表面上极为睿智的世界级作家也难以胜任。比如说2002年，“国际作家协会赴巴勒斯坦反战代表团”浩浩荡荡开赴巴勒斯坦。不幸的是，这件事最终成为了一场闹剧，根源在于诺贝尔奖得主萨拉玛戈说了一句震惊西方世界、只有政治婴儿才说的话：“在这里发生的罪行可以与奥斯威辛相比。”
在美国那样一个国家，索尔・贝娄毫无顾忌地攻击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等等现代思潮。这种风格来源于他对各种思想的深刻洞察，这种鲸饮龙吸远远超过了一个小说家所需要的剂量。在写《拉维尔斯坦》之前，他曾打算系统研究西方思想名著。他在海明威和福克纳之后，力图做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巨人，在这一点上去遥遥呼应亨利・詹姆斯。他不满右派的没落，也不满左派“大部分都是折旧的波希米亚作风、掺了水的劳伦斯、仿冒的萨特”以及“装模作样的激进主义”。他说：“真正的激进主义需要作业―――思考。”英国批评家阿兰・罗德威在他的名文《展望后现代主义》中将索尔・贝娄纳入后现代作家（当然，这也是贝娄反对的）范畴时说，“属于这个阵营的喜剧和明彻机智的作品往往使逃避现实的手法变得富有生气而隐蔽”。逃避现实？考虑到这是在1981年发表的文章，如果罗德威读过贝娄后期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他应该修正他这个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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