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之前，先秦古史研究基本集中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史等领域。当然，也有学者做些社会形态方面的研究，但关注的多为先秦时期的社会性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点、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等问题。总之是以政治史和经济史为主，且多停留在以论代史或为经典作注的阶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亦多僵化、
《形态》一书，其内容、文字都很艰深，一般人大概不太容易读懂。但自“初版”问世至今，已整整15年。书中所述内容，无论圈内业外，皆竞相评述引用。在学科、专业日益明细化的当下，这也算得上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怪”现象。最近,天津古籍出版社以增订本的形式对该书重加印行，与“初版”比较，“增订版”在内容、版式等方面，都大有改观，给人一种全新的气象。其一是增添了“战国家族形态”部分，使结构体系更为完整，名与实亦终得相符，弥补了“初版”所遗留的缺憾。其二是收录了作者近年来依据新出材料所撰写的内容相关的新文字，使“初版”中的某些具体论述、论点更为坚实可信。其三是配上了百余帧插图，如此一来，既能省去读者翻检核查原材料之苦，同时也使得装帧版式更为美观大方。当然，对“初版”文字等方面的讹误亦多有厘正，开本也有较大的变化。相信该书还将有再次重印的可能。
先秦古史素称难治。其原因不外乎二：一是传世文献资料的相对匮乏，二是研究手段要求多样。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于传世资料的匮乏，故而在研究过程中就必须凭藉考古遗存等传统史料外的新材料，要求研究者具备多方面的扎实的基本功，诸如考古学、古文字学、器物学、历史文献学，当然还须有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修养，甚而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还要做到融会贯通，也即所谓的“三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或“多学科交叉研究法”。关于先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王国维早在1925年就曾明确提出，要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证，也就是今日大家耳熟能详的“二重证据法”。这一历史研究法在中国学术界曾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但长期的社会动荡，导致了新时代学者对这种研究法的隔膜，很少有人能够身体力行地将之自如地运用在先秦历史的具体研究之中。所以，当时在理论方法与实际操作之间，事实上成了互不搭界的两张皮。但《形态》一书，其研究方法与同时代的不少著作大相异趣，书中比较充分、自如地运用了古文献、古文字、考古学、民族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所以，所提诸多论点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很多方面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空白，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晚商与西周部分。不仅如此，作者所提倡的这种“多学科交叉研究法”，对时下年轻一代的先秦史学者影响很大。现在的新一代学人，已不再纠缠于各学科应不应该结合，更关心的是如何寻找结合点、怎样更好地结合等问题。这种意识上的进步，大概就是《形态》一书所体现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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