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作为《论暴力》的作者，乔治・索雷尔（1847－1922）一直是位备受争议的思想家。在他的生前，很少有人真正去读他的作品，他却是那个时代名声最望的作家；死后，阅读他作品的人同样寥寥无几，但是对他的抨击却从未停止过。
因此，在许多西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看来，索雷尔是现代极权主义思想的鼻祖之一。他们的理由是许多法国的法西斯分子是索雷尔的门徒或者直接传承了他的反民主思想，如“束棒”的创立人乔治・伐卢瓦自称是索雷尔的学生，并曾经和他进行过密切的合作；墨索里尼在一战之前和他合办杂志，被他称赞为“中世纪的骑士”，是意大利的希望所在，而且墨索里尼本人也在一份西班牙杂志上表示自己从索雷尔身上汲取了许多灵感；此外，在一战期间，他和保王分子莫拉斯也一度打得火热。因此，萨特认为索雷尔的《论暴力》不过是法西斯的胡言乱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索雷尔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支持有目共睹。他在《论暴力》的附录里高度评价列宁，认为后者是堪与彼得大帝媲美的伟人，而十月革命则为斯拉夫的复兴带来了希望。甚至西方有学者断言，列宁的革命学说直接传承了索雷尔的暴力思想，丰富了其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尽管这一点在列宁的著作里得不到直接的印证，但索雷尔对早期的苏维埃政权有着巨大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里，就提到他在二十年代访苏期间，吃惊地发现苏联每位学生的书桌上摆有索雷尔的《论暴力》―――要知道在那时的西方，知晓索雷尔的人寥若星辰。
索雷尔在《论暴力》中历数了现代利维坦和中央集权给法国与人民带来的灾难，认识到国家暴力给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造成的伤害。因此他猛烈抨击所有的国家主义者，无论是共和派、议会社会主义者，还是保守派和教会人士。索雷尔所构想的未来理想社会必须以摧毁国家为前提，权力不再会从一个特权阶层手里转到另一个特权阶层手里，社会将由生产者―――工人阶级构成的自治工团来治理。
为了实现未来的理想社会，埋葬他眼里道德败坏、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社会，工团主义者必须发动社会总罢工，要激化冲突，而不是缓和冲突。索雷尔对暴力的鼓吹是他受人诟病的主要原因，人们自然而然将之视为嗜血成性的家伙，认为他为后来的极权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殊不知，这样的理解无疑是对索雷尔的最大误解和扭曲。为了避免引起误解，索雷尔在书中竭力区分他所称颂的“暴力”（violence）和国家的“强力”（force），称“强力的目标就是维持少数人统治的社会秩序，而暴力倾向于摧毁这种秩序”。而且，作为实现新社会的暴力，不等同于残忍，不是教会学校的体罚，不是工厂里的“拿摩温”的呵斥，更不是犯罪集团里的惩罚。索雷尔的暴力不是一种强力，而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神话，是一种宣传手段，是一种教育方式，它“能赋予革命者思想以一种其他思想方式所不能给予的精确和坚定”，能为革命的准备“提供一种伟大的力量”，从而在“造反人士的心里留下深刻和长久的印象”，以便他们能树立必胜的信念，进而加快胜利的到来。
笔者以为，改良道德和拯救文明是索雷尔的重要关注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唯有强烈的道德责任和忧世情怀才能解释他一生变换不定的政治立场。自从1886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后，他不断变换政治立场，先后成了改良社会主义、德雷福斯事业、工团主义、保王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列宁学说的拥护者和同路人。因此，又怎么能单以索雷尔一时的政治立场来涵盖他的全部思想精华呢？如果说索雷尔是法西斯的鼻祖，那又如何看待自由主义思想家克罗齐与他维持通信长达26年之久这个事实呢？
不难看出，人们对索雷尔的误解在于没有认真地研读他的著作，仅仅凭他宣扬暴力的神话，便不自觉地将之神化。《论暴力》为我们中文读者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即我们有机会根据索雷尔的描述去理解他的思想、他的时代和他的意义，而不是人云亦云地追随某些西方的学者，痴迷于索雷尔的神话，先验地、盲从地将之贴上标签。
《论暴力》［法］乔治・索雷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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