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与北大的关系不可谓不深远，不密切。经由北大这一孔道，德国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与意义，才会显得如此的突出。所以，北大之研究德国，也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了。作为在世界范围内由德国官方资助的13家德国研究中心之一，北大的德国研究，确实也显示出他们“合纵连横”的强处来。该中心虽是一虚体机构，但却联合了众多人文社科专业以德国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诸如德国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政治、法学、艺术等均有涉及，在国内的德国学研究中可谓“首屈一指”。他们所拟议中进行的“文化记忆与全球化―――欧洲启蒙和现代中国视野中的德国文化、历史和社会”大型合作研究项目，让人耳目一新。从单纯的语言文学扩展至全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也显示了北大人的气魄。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作为第一部著作的《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其特点就在于以教育史研究为背景，又不局限于教育，而是把学术、思想、文化的东西都兼及纳入，所以其论述就有了相当的宏阔视野。同样是一部学术著作，问世后的反响与效果可能大相径庭，何以然？这样的问题，牵涉者过众。不如就将问题限制在中国的德国学建设领域之中，我们该如何建设自己的“德国研究学科”？我们该如何面对曾经的历史与未来的时代？我们该如何择定自己前行的步伐与努力的目标？在我看来，对于中国的德国学的评价，要看四个指标。一是“从无到有”，这是指历史的比较，与历史上前人所做过的工作比，与当代汉语学界其它有关德国的学术研究相比，它在选题、思路与理论上都应有一定的创新性，决不能简单重复与炒冷饭。但这种比较是中国学术史传统里的比较，就是中国学者做过的东西一定要清理；而外国学者的研究应适当兼及（即同类的最主要的研究成果不应忽略，不仅是德语世界，也还至少有英语世界，乃至斯拉夫的德国研究等），主要考虑还不是资料的困难，而是由于学统不同与语境有异，而必须做出的区分。也就是说，“德国学”的概念，在这里是中国的，是中国人的“德国研究”，是具有中国主体性和在中国的历史语境里生成的“德国学”，而非其它。
二是“相互沟通”，即德国学研究本身之间，要能达到互相的沟通与理解，即研究德国文学、德国历史、德国哲学、德国教育、德国艺术等等的学者，能彼此明白和理解，至少是阅读并尊重对方的研究成果（当然是指严谨扎实具备现代学术规范的成果），这样就有可能相互借鉴、力图融通，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自家的研究。在这个方面，似乎值得特别强调。因为，一般而言，以外国为研究对象的学者，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不看或不屑于看国内同行的著作文章，认为还不如直接看原文。其中所包含的“学术殖民”潜意识与“无端骄傲”就不谈了（也不是全无道理，国内研究的整体水平确实欠佳），至少有一个大的问题，你不看国内同行的研究，怎么知道进展到了何处，又如何来推进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整体进步？学者治学固当强调“自力更生”，但在个体研究之外，仍需要有更宏观些的“集体意识”，这样中国的学术，尤其是“德国学”的建设才有可能“积跬步以致千里”。
三是“对话主流”，就是要获得中国主流学术界的承认乃至尊重。毕竟，处于中国学界边缘的“外国学研究”，其目的并非简单的为研究而研究，背后关怀意识的有无、思考问题的深度，都关系到学术本身的气象与力度，如果不能与主流学界有共同呼应的命题、有相互生发的意识，这样的研究仍很可能陷入到“闭门造车”乃至“井底之蛙”的陷阱中去。当今有一种说法是：“外文系的会翻译，中文系的有思想。”外文系出身的讥笑中文系的不懂外语，“盲人摸象”；中文系出身的则鄙视外文系的水平低下，“亵渎学问”。这样的说法，都有各自的误区在，想当年，多位学者提出过中文系与外文系应合并的主张（闻一多、朱自清、冯至等），最终因为体制的原因而未能实现。仔细想来，这样的提法在学术上确实有道理，事实上，象钱钟书他们那代人很多都是中外兼通的。这且不说，但作为以外国学为研究对象者，确实应关注本国学术研究的主流情况，用冯至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搞外国文学，并非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外国人研究，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去研究，根本目的还在于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提供借鉴。这样有的放矢，研究工作才有意义，也容易做出成绩。”（冯至《我与中国古典文学》，见冯至著《山水斜阳》第142、147 148页）他这里强调的是“致用”的一面，即便就“学术”的一面来说，也只有“对话主流”，才有可能在优游涵养中达到“学术预流”，站在学术世界的制高点上，创造出有气魄、有血性、有自我的“大气学问”来。
四是“同步国际”，至少设一个标准，就是要让德国人重视我们的“德国学研究”，能达到我们对待海外汉学的态度。这里的论述，都排除了功利的考虑因素，而是看重纯粹的学术标准。如果你的研究水平真正达到了那个层次，人家就会发自内心的真正尊重你。但这里强调“同步国际”，却并不是说一定要以德文或英文发表论著，我们看外国的汉学家，他们在汉语语境内获得重视，绝大多数都不是自己用汉语撰作论文发表，最多不过经由他人译介而达致，包括一些华裔学者亦然。为什么会这样？事实上，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颇有用德文或其它外文发表的论著，甚至有这样的集刊，能坚持下来当然难能可贵，至少它是一块阵地。但试问德国人是否对其有足够的重视？毕竟，学术性的标准是统一的。作为学者，大家公认的会是你的学术水平，而非仅以外语之长，善于表达而已。故此，作为研究外国学的学者，适当参与外语语境中的“国际写作”则可，如参加以外语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但如果津津然以此为要务，则未免有忘却作为中国的德国学研究者本分的嫌疑。这里涉及到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德国学”研究者，其设定的位置应该在何处？应该承认，与西方的汉学研究相比，我们的德国学绝对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人家积累了多少年多少代，而我们则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最多只能说是刚刚上路。所以，立足于本国的“德国学”建设，仍是根本立身处，一者只有用汉语写作的研究成果，才能更大程度地惠益于本国学界与读者；二者本国的德国学“学术空间”的建立，也端赖于为数有限的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即便是从获得国际影响来说，学者看重的显然也更是你学术成果本身的分量，而不仅是你是否有外语表达的能力。如此立论，并非是说外语不重要，作为外国学研究者，“外语”当然是立身之本，读书、衡文、交流，哪样都离不开外语，甚至不仅是一门外语；但仅仅以此为炫耀资本，难免不被人指为“亵渎学问”。国内有些很好的文史学者，本身就是外语出身，但从未以此为标榜，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这些年来，国人一力推动海外汉学的译介引进工作，我认为是极必要的。这固然表现出我们与国际学界的差距，但同时在另一个方面，也显示了我们的气度与心胸。从来只有虚心学习的国度，才可能真正地超越自我，海纳百川，从而更上层楼，达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境界。将中心放在“自我”上是非常必要，因为这样才能“有我”；但如果仅仅停留于“自我”之上，又是难免局限乃至有“坐井观天”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不仅是“德国学”，整个的“外国学”研究对于现代中国的整体进程而言，其意义绝对是非同小可。这样一种“国际视野”的有无，对于我们中国人在未来建立起真正的“世界胸怀”，实现近代以来从未实现的“崛起之梦”，实在是可谓“关系重大”。设若如此，即便是静坐于书斋之中的学者，其纸上谈兵的治学道路，也可能关涉非小。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2002年
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2003年
靳希平、吴增定：《十九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现象学史前史札记》，2004年
叶隽：《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2005年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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