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边缘化的叹息时有所闻，但当一部分学术著作仍然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时，我们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思考：如何从这些成功范例中寻找学术研究新生的道路？除了深厚的学术功
武汉大学出版社重点推出的《红烛学术丛书》（共七本：易竹贤的《新文学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龙泉明的《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于可训的《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陈文新的《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张荣翼的《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陈国恩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文化透视》和樊星的《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就在这方面显示了武汉大学文学院一批学者在不同学科研究方向上的共同追求。
易竹贤曾以《胡适传》饮誉读书界。在这本新著中，他一方面深入辨析了两位文学巨人的思想与文学成就之异，另一方面，还强调了两位巨人的异中之同。这样的阐述就有力地论证了两位巨人的“当代性”。又如龙泉明以研究现代诗歌潮流而知名，但在他的新著中，《我看“后新诗潮”》一文就显示了他对当前诗歌“新潮”的关注和理解。还有张荣翼，以传统文论的“气”的概念解说图像文化，就颇有新意。这样的思考与研究既打开了文论研究的新思路，又显示了传统文化与当代的神秘联系。樊星新著中关于“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化”的一章也以“笔记体”批评揭示了当代作家从古代文学中寻找创新灵感的普遍现象，从而显示了当代人与古人的深刻精神联系，也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于可训一直跟踪研究当代文学思潮，他的新著中《近十年流行的文学时尚》一文就注意到了对青年作家笔下“某些比较典型的生活事象和文化事象”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既与文学研究中注重“意象研究”的传统衔接在了一起，又具有当代文化的特色。陈国恩新著中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为何较少深刻性》的探讨与当代评论界多年来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究竟缺什么”的讨论紧密相联。古典文学学者陈文新在《呆子―――民间故事的永恒主角》一文中关于“八戒身上的可笑之处正是我们身上缺点的放大”的思考也是可以发人深省的。以上的匆匆一瞥，虽不免有浮光掠影之嫌，但还是可以看出，上述学者都在努力将学术与当代文化思潮的研究结合起来方面作出了各有特色的可贵探索。无论是以当代人的眼光看历史，还是从当前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中去寻找、发现新的研究课题，都是学术拓新的必由之路。而当这些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都程度不同地显示了关怀现实的情怀时，也就于冥冥中显示了时代精神的感召：这时代是需要有思想、有良知的学者和学术的。学者们应该也可以从现实的关怀中汲取激活学术的力量。现实，新问题层出不穷的现实，当代人越来越无法回避的现实，永远是学术拓新的根基所在。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都有“关怀现实的学术”传统，是需要当代学人发扬光大的。
当然，“关怀现实”的情怀不等于一切。同是“关怀现实”，有的缺乏独到的思考；有的失于文风的晦涩；还有的满足于跟在西方的学术话语后面亦步亦趋。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当前学界也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这套《红烛学术丛书》的作者多能自觉地以朴素、实在的风格，去探讨学术，去启迪新知。在熟悉新思想、新理论、新材料的基础上，去深入浅出地讨论学术问题，这也是值得提倡的优良学风。在一个人人求创新的时代，如何创新，也成了一个需要认真探索的课题。那些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学术，常常也是蕴涵了朴素、活泼、不拘一格的思想与文学魅力的学术。从《论语》、《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清代学术概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中国学术中，是存在着这么一条文史哲不分家、思想凝炼而耐人寻味、文采焕然而活力充沛的学术传统的。这一传统还在当代学术中延伸着，虽然阵容似乎不似“西化”理论化、体系化的学术阵容那么强大，却很可能具有更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更久远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