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与贾宝玉，安娜・卡列尼娜与渥伦斯基（新译作伏伦斯基），评述这两对小说恋人的文章也够车载斗量的了，本无须赘言。但看到一条消息，想起了一件往事，再查阅了几种“安娜”新译本的序言，觉得还可以说一说。
2003年夏末秋初，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拍摄的电视剧播出后，莫斯科一家书店月销该小
那时，争议最大的一部电影是日本片《望乡》，斥指为婊子树碑立传。争议最大的电视剧即是“安娜”，指责替轧姘涂脂抹粉。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由海外影视映播所引发的轩然大波。其实，对托翁名著“安娜”，我们文学界历来不无成见，仅因此成见受众面较窄，不及电视播出后那样使受众一下子扩大到上亿，致使成见凸现和强化了。
我们的文学评论喜用“主义”来展开评述，套给安娜的“主义”便是“爱情至上”。说她为了追求爱情，抛家弃夫，与渥伦斯基公开同居，不料渥伦斯基是个花花公子，最终自杀身亡，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的悲剧。我们编撰的外国文学史就是这样写的。翻阅近年的新译本序言，仍有渥伦斯基“这个彼得堡的花花公子”云云（如北京燕山出版社《世界文学文库》版）。果真如此，那我真闹不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对贾宝玉、渥伦斯基这样厚此薄彼：贾宝玉是封建礼建的叛逆者，渥伦斯基是勾引人妻的花花公子。
作为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里的情种，贾宝玉衣食无忧，不喜仕途，整天厮混在女人乡里，用情并不专一。嘴里含着袭人，筷上夹起林黛玉，碗里还想盛上薛宝钗。有红学家统计过《红楼梦》里的人命案，那么建议继续运用这种数字化研究法，把与贾宝玉有染的少男少女少妇，列个花名册，便不难知晓贾公子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然而，迄今未见有这般评价。还令人不解的是，林黛玉居然还对他恋恋不舍。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与渥伦斯基的爱情故事，与宝黛之情绝然不同。是的，渥伦斯基最初恋上的是吉蒂，但自从遇见安娜并深深爱上之后，就再也没有与吉蒂有任何瓜葛。他与安娜公开同居，由此不得不离开令人羡慕的皇家卫队，断了仕途。为了光明正大地与安娜生活在一起，连母亲也得罪了，被逼放弃遗产继承权。渥伦斯基是有责任感的，他劝安娜少出席社交活动，以免受到伤害，因为他深知虚伪的上流社会已容不下安娜的真诚了。当然，这引起了安娜对他的猜疑，被剥夺了母爱的他，害怕再失去妻爱。而这恰恰是渥伦斯基所忽视的，他不懂女性情感心理学。安娜之死，使他心灰意懒，毅然从军上前线，以图在战场一死了之。
总之，托翁未将渥伦斯基描绘成花花公子，当然也不是他理想中的有为青年，托翁理想中的有为青年是善于思考的列文，即吉蒂的丈夫。假如托翁把渥伦斯基写成花花公子，一将直接损害安娜的形象，二会使安娜的悲剧失去社会意义。安娜的悲剧，完全是由其夫卡列宁及其同伙精心设计的阴谋所导致的。这个阴谋，一不让安娜看望儿子，二不予离婚，既剥夺了安娜的母爱，又将使她怀上的渥伦斯基的孩子出生后只能用卡列宁的姓氏。这是对安娜精神上的致命打击。母爱是强过于妻爱的女性之爱。安娜决不会放弃母爱，也决不会回到无爱情的卡列宁身边，更难以容忍孩子一旦出世后被迫用名实不副的姓氏。尽管后来意外流产了，但决不妥协的安娜，不做“廊桥遗梦”自欺其人，必然陷入心理危机。这也是以“心灵辩证法”称著的托翁在写到安娜之死时，痛心而恸的原因所在，他本来并不想让安娜去死。
令人欣慰的是，老翻译家草婴在他的译本序言中，替渥伦斯基说了句公道话：他对安娜的爱是真诚的。而年轻的新译者，反倒囿于成见，说他追求安娜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如果再结合阅读红学界对贾宝玉、林黛玉的评价文章，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两部文学名著的人物形象时，是否存在着双重标准呢？23年前，我同学曾写有三万字的《林黛玉与安娜・卡列尼娜》一稿，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遗憾的是尽管有了金开诚先生的推荐也未能发表，大概那时比较文学流行的是影响研究，对平行研究尚不感兴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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