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伪书已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成为众矢之的。新闻出版总署重拳出击，好得很！
伪书中有一个重要品种值得引起重视，那就是伪辞书。新闻出版总署对伪书下的定义是“含有虚假宣传信息的图书”，伪辞书具备伪书的全部特征。
1．虚假作者。伪辞书的炮制者当然不会给那
2．仿书名甚至冒名。伪辞书当然也不会去仿《牛津》、《拉鲁斯》等国际名牌词典之名。但仿国内名牌词典之名却是其主要手法。现在，叫《××辞海》的已有几十部，叫《××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的也不在少数，畅销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和《新华成语词典》都有了多本同名书。
3．仿封面设计。许多伪辞书不仅书名模仿，而且刻意把封面设计得与被仿的辞书几乎一模一样。现在市面上外观与《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雷同的词典、字典不在少数。常常只是在上面有小小的“新编”等字样。比较畅销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封面已多次被仿。这些书上甚至都加上了酷似商务印书馆馆标?像一本翻开的书?的符号，连位置也分毫不差。极易鱼目混珠。
4．虚假宣传。伪辞书宣传中到处可见十分极端的语言，如“我国第一部××词典”、“辞书典范”、“世纪绝唱”、“权威至极”等等；盗用权威机关或团体之名也很常见，如“国家教育部门推荐”等。辞书界的学术团体“中国辞书学会”也被篡改为根本不存在的“中国辞书协会”，不止一次被封为“审定者”或“推荐者”；宣传词不实的就更多，有把字数虚报近翻番的，有把词条数虚报一半多的；把绝大部分内容无规范可遵循的辞书称为“规范字典”或“规范词典”的已近七十部，其质量大都十分可疑，严重误导了读者。
5．攒书。伪书大都是攒出来的。伪辞书也一样，绝大部分是一些不具备资质的工作室、文化公司及个别缺乏职业道德的业内人士炮制的。开始时主要抄一本名牌辞书，王同亿官司败诉后，攒书者也学“乖”了，改为“避现”式的变相抄袭及“拼抄”?把几本词典的内容抄在一起?，造成把原书中错的抄来、对的改错，并造成体例混乱、矛盾迭出。
6．差错严重。由于伪辞书大部出于素质低下的编者、“枪手”之手，先天不足，而不具备辞书出版资质的出版社又因没有合格的辞书编辑，三审制成为形式，差错严重的劣质品均可一路畅通走向市场。
二
辞书编纂本来是一种十分严肃而艰巨的脑力劳动。陈原先生1980年在《汉语大词典》编委会上说：“词典不是人编的，但它是圣人编的。”所以，在1949年以前的两千年里，一共才有320部辞书传世，从1949年到1979年也只出了不到900部辞书。但1979年以来却出了近万种辞书。在高水平的作者和辞书编辑并未大量增加的情况下，这种增长显然十分反常。主要原因就在于编辞书、出辞书已由“苦差使”突然变成了谋取暴利的有效手段。现在市场上的辞书很大一部分是伪辞书和劣质辞书。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2003年辞书质量专项检查”处理了19种劣质辞书，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这19种辞书不过是市场上伪劣辞书的冰山一角。伪劣辞书的泛滥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严重损害了严肃的辞书编者和出版者的合法权益。更严重的是，在国际上给我国的辞书业造成了负面影响。对我国辞书走向国际市场十分不利。
三
伪辞书得以泛滥成灾的原因有：
1．读者难于识破。要求读者?尤其是中小学生?在购书时辨别辞书质量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求求知者在使用时识别辞书质量也是不公平的。
2．由于不需要积累大量的原始资料，所以造假的成本极低，一大盒“礼品辞书”的成本不超过30元，暴利可达几倍；而由于无须支付高额版税，出版者的销售成本也很低。于是追名逐利者趋之若鹜。而诱人的书价又“活跃”了市场。
3．买卖书号屡禁不绝。造假者早期主要从边远省区的小出版社买书号。而现在则把目标锁定在大出版社甚至个别著名的品牌出版社，而这些出版社的领导也热衷于轻松多赚钱，故一拍即合。于是，伪辞书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经过多年的“磨练”，买卖书号已可做得“天衣无缝”，很难查出来。
4．打假成本太高。2003年的辞书质量检查活动动员了29位专家，耗时三四个月才完成。如按此计算，要处理市场上成百上千种伪劣辞书，国家要花多大代价？要拖住多少人数本来不多的高水平专家？
5．个别业内人士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的缺失，地方保护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的存在，大大增加了识别和处理伪劣辞书的难度和复杂性。
6．伪辞书的炮制者和出版者往往有畅通的销售渠道和高超的营销技巧，不仅有大城市中的送货上门，其宣传和销售足迹还可深入偏僻市、县乃至乡镇，可谓无孔不入。
四
辞书是国家文化建设事业的基础性工程。伪辞书的泛滥不可能不对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中小学教育造成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其影响范围大大超过经管类和励志类的伪书。锡恩公司及姜汝祥博士具有远见卓识，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揭露了上百种伪书。这种热心公益、关心图书市场净化和诚信风气确立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但伪辞书的数量更多、识别更难、危害更严重，更需要众多有识之士出于公心、不怕阻力、克服困难、挺身而出，大力支持揭露伪劣辞书，帮助读者提高识别能力，为净化辞书市场、消除伪辞书造成的恶劣影响尽一份社会责任。
当务之急是建立辞书出版准入制。从源头上杜绝伪辞书产生的温床，准入制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已有广泛运用，并已经在食品行业等领域里取得了良好效果。它只会限制无资质的人员为了一己私利而生产危害消费者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不会损害遵纪守法者的权益。准入制当然是动态的，有志于为辞书事业作奉献、愿意为我国的文化积累投入资金的出版社完全可以创造条件申请取得准入资格，而违反规定出版劣质辞书者也可由主管部门限制乃至取消其原有的准入资格。准入制的实施必将使主管部门能对有准入资格的出版社进行有效的管理，改变谁都可以出辞书的无序状况。
愿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能尽早远离伪辞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