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您还好吗？
“独自远行”了十五个年头的您，是否感觉有点累？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在您的身上，我依然相信有一个神秘的蔚蓝的天国的存在。虽然您与鲁迅先生一样，也会说：“忘掉我吧。”
您出生在1914年的5月7日，您的祭日是1989年12月13日，12月23日，您生前工作过的北京大学
某一个晚上，在朗润园乐黛云老师的小厅里，我和乐老师谈起您，谈起您的老师朱自清先生，我们还谈起对您的爱戴，谈起您的学生、早一点的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近一点的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年轻一代的孔庆东。
在您祭日的前三天，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下班后，拖着冻伤的腿到了海淀，买到了我渴盼已久的《王瑶和他的世界》，这一夜，我梦到了厚厚八大本《王瑶全集》，静静地，安详地躺在我的书桌上，我的床头。
12月13晚，也就是您祭日的那天晚上（我后来才想到）。我虔诚地阅读着先生和关于先生的文字，一夜无眠。
我想，我是在一种自觉的（也许是无意识的）的方式，来纪念我最为崇敬热爱的王瑶先生。
不久前，我协助一个老师做“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课题分卷的资料查核，完成任务后，已又是一个迷人而宁静的黄昏了。我在温馨而明亮的灯下放松地翻阅时，《文学研究》1958年第三期中三个触目惊心的题目把我吓呆了。我快速翻阅了三篇不可思议的文字。毫无疑问：“批判王瑶？”那天的座谈会上，有人还提到，据那些荒谬的无中生无、颠倒黑白的文字，他也因此对您印象不好（这确是实话），可见文章可杀人！尤其是那个年代。后来我也查读过那个“鲁迅文学社”学生的忏悔之词。唉！那个年月，人都变成了什么？
据说您因此丢了几个职务，身心也受到了很大伤害，也因此您许久不再熬夜搞您的学术与文学研究。我很难认定，是《史稿》之祸？人之祸？还是时代之祸？
在座谈会上，还播放了您1986年3月15日的一个谈话，我听得十分认真，也基本上听懂了。能听到您的声音我高兴而肃然。您说话的声调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晚上归来我反复阅读了《王瑶先生答问》，满脑子还是您的笑声和讲话的那个特殊的声调。我真诚地感谢中文系和现代文学教研究室的老师们，能保留整理出这样宝贵的史料，多么有意义！
敬爱的先生，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见到了您十分争气的外孙（不知道他是不是王超冰的公子？）他以相当儒雅的不卑不亢的风度讲述着他的路和他的感受。这个表现不俗的小伙子以相当高的分数被北大生物系录取，而如今他已转入中文系。作为今天会议最小的发言者，他虔诚、自信、学究十足，作为您影响下的青年，在中国文学研究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名坚定有力的新生力量。
现在已是凌晨，天快要亮了。对不起，您是不是累了？我是不是讲得太多了？唉，权当我跟您聊天，说到哪算哪吧！
但我还要向先生说一声：谢谢您！在与您精神相伴的日子里，我正经历着病痛的折磨与康复的快慰。我阅读您，曾因您的一生而愁苦、迷茫而消极，而如今，我又重新获得了信心和勇气。
这使我无比感激第一个近距离给我讲王瑶故事的人，林非先生，对，就是1981年与萧军、戈宝权、吴组湘一同应邀参加美国“鲁迅及其遗产”会议的学者、散文家林非，是他使我懂得什么是民族精神资源、什么是“王瑶意义”。
钱理群老师说您是“鲁迅影响下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孙玉石老师用万余字篇幅详细论证了“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与樊骏老师谈及您“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有异曲同工之妙，您确是学生眼中学贯古今的“严师”、“慈师”，更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大师，您更是一个可亲可敬可信可爱的人。
我常常想，一个叫王瑶的大文人、大学者，他已远离了我们，又确乎没有远离。在一个飘渺无际的远方，一个老人左手握着那支装满了香喷喷的金黄烟丝的深黑的磨得极亮的烟斗，烟斗里的火一明一暗，一红一黑。他的身边，还应有一大瓶杏花村汾酒和一盏已斟满幽香的酒杯，自然还会有大摞大摞的古代的现代的典籍。
我也常常想，先生，您该是一颗闪亮的星星吧！您在我们心中，是中国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照亮我们，继续远行。
先生，我讲得太多了，天已亮了，您也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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