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京华时报》揭露，北京外交学院的教授们形成“采访必须收费”的攻守同盟，使记者的采访接连受挫，个别教授还抱怨，媒体为什么不制定相关的“收费标准”，以至于教授们不得不放下斯文，张口要价。
针对此举，社会各界的反应褒贬不一，各执一词。一方认为，教授被采访可能涉及其专业成果，收取一定
为了论证教授接受采访可以接受费用的合法性，外交学院某教授提出三点依据：一是中央电视台对采访人都给出了数量可观的费用；二是专家教授接受媒体的采访费用在西方是有例可循的；三是采访内容有可能涉及专业成果。采访对象收取媒体的费用本是知识界的一个“潜规则”，中央电视台给采访对象发放了报酬，这个“潜规则”便要浮上水面变成“显规则”吗？这显然不符合逻辑，因为中央电视台的行为是不能作为一个“判例”来遵循的，而它的标准也不是“行规”。西方的教授收取采访费用，我们中国就必须循例吗？这恐怕更是不通。就事论事，我们同样也可以举出很多西方名家大师接受采访不收费的例子，因为采访者收取费用纯粹是个体行为，和西方制度无关。最后一点，专业成果凝结了个人或集体的心血，保护其价值勿庸置疑。可是，研究者大可通过发表论著、申请专利等形式来保护自己的专业成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可以有选择地回答问题，根本没有必要对所有采访都设置收费的门槛，将学术“吊起来”卖。
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以外，更要承担国家、社会的公共利害，肩负“明道救世”的使命感。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向社会索取利益，其影响确实有点不好，它不仅凸现出知识界对一些“潜规则”的显性化诉求，同时反映了某些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下滑，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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