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1月1日起，世界贸易组织取消了纺织品贸易的配额制，受贸易保护主义压抑已久的中国纺织业对欧美的出口有了一定的增长，结果美国和欧盟不顾世贸组织的规程，又一次出台限制政策和措施，并扬言要对最畅销的多种中国纺织品进行“特保”。六月上旬，在双方均做出让步的情况下，中国与欧盟终于就中国对纺织品出口进
“自由贸易”的理论根据其实就出自欧洲人亚当・斯密（英国人，1723－1790）的自由经济思想。这种理论要求政府实施对进口商品不加歧视，对出口商品也不加干涉的政策。进口配额显然是对自由贸易的严重阻碍。在欧盟成员国中，这次叫嚣得最厉害的竟是一向对中国表示友好的法国。原因很简单，法国有欧洲最大的纺织品制造业，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害怕面临中国强有力的竞争。美国总统也就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发表看法，口口声声要求中国按规则办事，做个负责任的国家，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近年来不顾任何国际法准则、强行按自己的逻辑行事的首先就是美国人。
西方人总认为最早设置贸易壁垒、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罪魁祸首是那个老大的中华帝国。其实，对中国的丝织品和纺织品出口进行限制早在17、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就已开始了。
17世纪，中国的印染、彩绘丝绸在法国大受欢迎。巴黎、图尔、里昂的生产商们，为了迎合国民的口味，纷纷模仿中国龙的图案来生产丝绸产品。虽然有些产品模仿得惟妙惟肖，但销路并不好，原因是价格比正宗的还要高出许多，还有当时法国人也是崇洋媚外，总觉得国货没有舶来品好。法国的丝绸业结果手足无措，只得要求政府“特保”，于是当时的法国摄政政府对来自中国及其他“东印度”地区的丝绸产品予以严格限制甚至取缔进口，同时给垄断法国在“东印度”地区贸易的法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发去指令，要求采取措施“禁止商船在返航时大量进口纺织品”。总之，从17世纪下半叶直至18世纪末，法国政府对主要来自中国的丝绸或纺织品进口的政策一直在限制和取缔之间摇摆，从来也没有听从其国内部分有识之士要求政府取消“保护政策”的建议。
至于英国，我们先不提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对来自中国的茶叶进口收取百分之几千的关税，结果在中国人人能享用的茶到了英国竟成了皇家和达官贵人的奢侈品；其实当时英国政府对纺织品进口的限制一点也没输给对岸的法国。英国人对东方纺织品（当时印有“南京”字样的中国纺织品誉满欧洲）的兴趣几乎与法国人同步发生，但由于进口货较贵、数量较小，其影响没有在法国大。不过在英国王政复辟时期（1660－1685）早期的日记和书信里“东方纺织品热”还是常有反映。17世纪英国有两大“日记家”，即约翰・伊莆林（1620－1706）和撒母耳・皮普斯（1633－1703），前者记载了自己对上乘的东方纺织品的喜爱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而后者专门购买东方棉布来装潢爱妻的书房。到了斯图亚特王朝（1603－1714）后期，来自中国、印度的纺织品成为了英国社会的时尚，结果其本国的纺织工人强迫政府立法严禁进口。
以上事例也许给了我们以下启示：“自由贸易”往往是西方为了迅速打开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然而，一旦自己的市场、本国的产业受到威胁甚至尚属可能的威胁，他们就亮出其底牌――贸易保护主义。一句话，如果说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那么，在世界贸易中，更是没有真正的原则，只有利益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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