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在参加完卞之琳先生追悼会之后，袁可嘉先生应邀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那时他已八十高龄，明显老迈，但仍保持着某种莫名的兴奋。在文学馆举足轻重的20世纪文学成就展中，“九叶诗派”占着偌大的版面；袁先生既细看诗友的展品，也看着自己的照片、书影与诗作，感到十分欣
在文学馆的展览中，“九叶”派与“七月”派虽然篇幅相当、地位均等；但由于受到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九叶”诗派曾长期受到边缘化。如果说“七月”派是现实主义，那么“九叶”派更多表现为现代主义。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被二元对立的时代语境里，“九叶”虽然内蕴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显著的现实主义因素，但还是被划定为现实主义的对立面，长期被孤立、压抑、打击。在我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所使用的指定教材中，“九叶”是缺席的。而如今能为这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建立文库，尽管是迟到的荣誉，依然显示出时代在进步。
袁可嘉不仅在新诗领域卓有成就，在改革开放初期，更是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热心开拓者。以往大学里，在僵化的教育观念指导下，课堂上老师只能讲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却不能讲当下的实验，不能讲现代主义。所以，当年袁先生主编的皇皇巨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不只是一个窗口，而且展现了窗口外的一个世界。在这套书出版之前，我对外国现代派的了解仅限一鳞半爪；阅读这套书时，我有过屠门而大嚼的快感；后来，我又读了袁先生的其他许多论述欧美现代派的文章，我才对西方现代派有了较系统的了解。这对我以后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积极影响。
袁先生思维的开放和敏感是一以贯之的。他不仅写作现代诗，而且重视研究诗论。如果说唐?是“九叶”评论家，那么，袁先生就是“九叶”理论家。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始终注视世界诗歌潮流，为20世纪40年代关心现代主义的中国诗人，及时输送西方现代主义的新观念、新手法，推动了中国新诗创作的创新。纵观袁先生一生的文字生涯，除了在他不被允许研究、翻译现代主义文学的非正常年代，他几乎一辈子是个现代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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