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影视、音乐，共同和近似的体验，交织成一代人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题材阅读的一段记忆。我们记录下这段记忆，它是折射在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独特的、充满个人体验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像，是后来人了解那段人类不能忘记的历史的最直接的途径，也是我们创造新生活的重要奠基。
邱吉尔死了，罗斯福死了，希特勒和东条英机早已烟消云散，苏联解体了，地中海、东欧和北大西洋的血海干涸了，但呼喊声、厮杀声还在回荡。所谓“五年之事”写了六十年还没有停顿的迹象，人类似乎永远要在二战的废墟上咀嚼、回想和怀恋。
书写的人一个个离去，只留下自己眼中的二战。这些书，不属于美国，不属于德国，不属于日本，不属于苏联，也不属于中国，而是属于还要顽强生存、并将要面对未来的人类。
如果我们在向黑夜和苦难进发的时刻需要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在我们最失望的时候还能鼓舞我们的，就是上面写着的“勇气”――这，也是那个年代，我们所阅读的书籍，带给我们的财富。
亲历战火的西蒙诺夫、法捷耶夫们
战争和文学在俄罗斯融合在一起，升华成一种民族的情绪。在俄罗斯，不管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还是人的内心，都是通过战争来抒发和表达的。
老翻译家曹靖华的学生、前北京大学俄国文学系主任李毓榛感叹：四年战争，写了60年都没写完，战神的悲壮光顾了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心。
最先感动中国人，或者说我们最应记住的作家是西蒙诺夫。晚年他在6卷本的《西蒙诺夫文集》的序言中说：“你打开任何一页都能碰到战争，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好还是不好，不好说，但我最熟悉战争。”
西蒙诺夫完整参加了卫国战争，经历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巴伦支海到黑海的数千公里的全线反攻，一直到攻克柏林。四年的生死烟尘，他都亲历。他是《红星报》记者，战前是不太知名的诗人，卫国战争的悲壮和宏阔远不是诗所能表达得了的，他因而有了长篇小说《日日夜夜》和报告文学总集《从巴伦支海到黑海》。但他忘不了诗，他亲身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血与火中，他亲眼看到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倒下，于是，在战火中他写了一首至今多数俄罗斯人仍耳熟能详的诗篇《请你等我》：
如果你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但是 要真正地等着我真真正正地等着我 直到秋雨绵绵秋叶金黄让人伤感 等着我 直到雪花翻飞的那天等着我 直到夏天主宰了一切一直等到过去都被遗忘我们也不再是陌路人一直等到不再有书信来自异乡一直等到那些曾和你一起等待的人已不在人间
在那全人类都逃避不了战火的时代，这首诗感动了全世界。它对苏联人的感情撞击更重，因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死去的人，几乎每个家庭都在等待……
这首诗也传遍正在与日本法西斯血战的中国，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报纸都在登载。无论在重庆的人，还是在延安的人读到这首诗，也都会想到日寇入侵，有家难回，想到自己的家人，在日夜等待……
《日日夜夜》在中国出版了好几种版本，最近出版的是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的。这些版本中，水夫翻译的最著名。李毓榛说，他最早看的是苏联外文出版局的中文版，那时他还是孩子，在济南上学，后来又读了原文，他觉得西蒙诺夫的语言很棒，特别是诗歌，朗朗上口，有点像咱们的郭小川和贺敬之。
一个小诗人在战场上得到了洗礼，西蒙诺夫最后成为很受斯大林器重的文艺官――苏联作家协会副主席。
亲身经历血火，就只能为战士歌唱！西蒙诺夫、法捷耶夫这一代参与卫国战争的作家写出的都是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作品，像《青年近卫军》、《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无脚飞将军》，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以及反映女英雄卓娅故事的电影文学剧本《丹娘》等，在东方都拥有浩瀚知音，四十到六十年代的中国人被这些书深深打动过。
战后看肖洛霍夫
“战后的作家写出来的就不一样了，融入了创伤。”李毓榛说。俄苏作家的悲怆传统主要在第二代作家身上体现出来。
第一个应提到的就是肖霍洛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一个苏联战俘，在战俘营受尽折磨，九死一生回到家乡，亲人全都不在了，惟一的儿子也在攻克柏林时牺牲，家成了一个炸弹留下的大坑，于是他只能收养一个孤儿，相依为命……小说结尾，作者写两个流浪者“是被苦难的生活抛弃在路边的两粒沙子”。
这样一个苏联战俘的命运，带出了俄罗斯大地普遍的悲泣，一个人的故事被肖霍洛夫写得恢宏而悲凉，与《静静的顿河》一脉相承。
小说在1956年12月31日到1957年1月1日被《真理报》连载刊出，同时在电台播放。这一天，莫斯科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在在街上流着眼泪凝神倾听……
被英雄主义掩盖的创伤郁积了十几年，一直没有宣泄，肖洛霍夫轻轻戳开一个小口，苏联人民的泪水洪水一样流淌出来。这个时候，人民的心特别脆弱和柔软。
肖洛霍夫为什么要拿一个被俘的军官做主人公？
李毓榛是肖洛霍夫研究的专家，他知道战俘问题牵涉到肖洛霍夫的隐痛。肖氏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在苏德前线被俘并最终死在了战俘营，而自己曾有机会凭借与斯大林的良好关系把他从前线调回来却没有办到。
朋友的妻子为此深深怨恨肖洛霍夫，并在《静静的顿河》被诋毁为非肖氏作品时，谎称保存在自己手中的手稿已丢失而使肖氏陷于被动。
《静静的顿河》作者真伪事件也引起苏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列宁的妹妹出面组成一个小组，专门审查这个问题。
《静静的顿河》不仅受到真伪问题困扰，更受到苏联高层的指责。《静静的顿河》的创作源于对哥萨克百姓的同情。二三十年代，托洛斯基等人推行一个政策：消灭哥萨克，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的，都要从肉体上消灭。肖洛霍夫非常具有正义感，为那些无辜的人鸣不平，说他们都是普通劳动者，不是反革命，为此他创作了《静静的顿河》。这立刻成了许多官员的眼中钉。他们诬陷肖洛霍夫要组织暴动，这可是弥天大罪，犯此罪在当时的苏联必死无疑。在关键时刻，肖洛霍夫跑到斯大林那，斯大林将他保了下来。斯大林看了稿子后，说是“对革命有利，对我们有利”，于是《静静的顿河》得以出版。
《静静的顿河》出版后立刻给苏联文学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西方人称肖氏为“二十世纪的托尔斯泰”，斯大林也派他代表苏联出访法国、北欧。但他的处境并不好，许多人要置他于死地，只是因为斯大林，才未下手。他一度受监视，门口有人盯梢，电话被监听。但斯大林对他关照有加，在莫斯科为他安排了豪华的房子，甚至给了他一架专机，但他一般不在莫斯科待，而是远遁在家乡威约申斯克，远离是非，生活在故乡的人民中他才觉得安心。
多年的遭遇，苏联人民的伤痛，特别是对朋友的思念和自责，肖洛霍夫非常想写一部作品来表达。但战后一直到苏共二十大召开前，是苏联文学艺术界最左的时期，所谓“日丹诺夫时期”，肖洛霍夫一直不敢动笔，在二十大以后他才有抒发的可能，写出《一个人的遭遇》。
肖氏的战争体验比西蒙诺夫要深。还是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把肖洛霍夫请到他那里，督促他尽早完成他在1943年就已开始的反映卫国战争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肖氏后来说了一句“战争是不能随便写的！”
为了写作该作品，凡是能使人记忆起战争年代的地方，肖洛霍夫总要去看看。他在1948年还曾经到诺沃契尔卡斯克的葡萄种植园和葡萄酒酿造研究所去搜集过素材。肖洛霍夫在葡萄种植园中长久地看那些德国战俘干活，看他们怎样认真而仔细地耕耘着苏联的土地。研究所人员亚・伊波塔卡科回忆说：看着这些战俘，肖洛霍夫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忧郁，后来他毫不迟疑地走向葡萄酒酿造师斯・米・特卡钦科，请求给战俘们喝些葡萄酒。他的语气十分诚恳，研究所人员立即照办了。
“中尉文学”与“战壕真实”
“《一个人的遭遇》为代表的解冻文学还不是最好的苏联二战文学。”著名军事作家、军事理论家乔良认为，“苏联二战文学高峰或者说苏联文学的高峰，是贝科夫等人的‘中尉文学’―――不写高层，全写青年军官―――和康德拉季耶夫为代表的‘战壕真实’。《汉武大帝》剧作者江奇涛的成名作《雷场相思树》，就是典型受益于贝科夫的中国‘中尉文学’的代表作。”
白俄罗斯的贝科夫的中篇小说《索特尼科夫》，探讨了道德在战争中的作用，讲一个游击队员被俘之后，被敌人严刑拷打，为了保护村民，他把一切都揽到了自己身上，而一同被俘的作为共产党员的同伴却总想耍小聪明、假叛变蒙混过关，结果把什么都招了。小说告诉人们，在这种极为严酷关键的时刻，人们已经不是以党员的身份来决定内心和行事了，而只能受道德本质驱使。
《方尖碑》是贝科夫的另一篇名作，在中国军队作家群中非常有影响。德国人占领一个山村，抓了几个孩子。孩子们的老师是游击队员，德国人放言只要老师自首，就会放了孩子们。为了孩子这个教师决定去“自首”。别人劝他说：快逃吧，德国人没信义。教师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因为他从道义上接受不了扔下孩子自己逃命的念头。结果他和孩子都牺牲了―――这就是托尔斯泰的道德自我完善在苏联军人身上的体现，贝科夫使苏联的战争文学转入了俄罗斯作家对灵魂追寻的传统之路。
贝科夫已经于2003年6月22日逝世。安葬那天，白俄罗斯5万多人走上街头为他送行。
康德拉季耶夫是“战壕真实”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我看过他的5部作品。”乔良说起这位第三浪潮的作家如数家珍，并说自己最喜欢康氏的中篇小说《萨什卡》。
萨什卡是来自农村的普通一兵，他不像那些来自学校的“尉官”，这些尉官总是在作“痛苦的理性思考”状，瞻前顾后迟疑不决。萨什卡也思考，但他的思考更多是凭借自己善良朴实的天性，是根据普通人的基本良知来作出判断和选择。萨什卡就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描写的俄国士兵―――穿上军装的俄罗斯农民，像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也像《士兵之歌》中的阿辽沙。
《萨什卡》被认为是卫国战争文学第三次浪潮的珍典之作，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康德拉季耶夫在青年时代由于知道一些政治斗争的内幕和读过禁书，开始对苏联的制度产生怀疑。尤其是他在30年代大清洗中看到和听到的事情，更加深了他的怀疑。参军后，在部队的环境里他的这种怀疑情绪暂时被冲淡，加上他当了班长，要经常给战士做工作和讲道理，自己也受了感染。卫国战争开始后，他作战勇敢，据他自述，当时营政委曾想发展他入党，但是他在战斗中看到指挥人员不爱惜战士生命的现象，便回想起他看到和听到的在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中的残酷行为，热情一下子消失了，便借口自己还不够格，没有提出申请。战后他的怀疑和不满情绪重新强烈地表现出来，他对赫鲁晓夫的“解冻”不甚相信，也不抱多大希望，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他又觉得“心中重新产生了恐惧”。尤其是当他想到自己已年过半百一事无成时，一种半世坎坷之情油然而生。《萨什卡》就是这种情感的总宣泄，发表后得到很大声誉。康氏遂“大器晚成”，五十几岁才成名。
康德拉季耶夫所走的这条“战壕真实”的路子，俄罗斯作家现在还有人在走，这点跟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文学形成鲜明对比。
艾特玛托夫，使许多中国人流泪的《白轮船》的作者，曾经是80年代最受中国人欢迎的苏联作家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艾特玛托夫小说选》上下集，曾令一时洛阳纸贵。《查密莉雅》是艾特玛托夫惟一有关卫国战争的小说，描写一个寡妇爱上了一个残废军人的故事，作品秉承他自己的一贯气质，在人性层次上深挖。
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贡献给中国读者一枚“感情炸弹”，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上个世纪整个80年代，中国都在谈论它。小说讲述了一个简单而又充满哲理的故事：一位在卫国战争中勇敢作战的战士，因为想家不知不觉竟成为逃兵，妻子是典型的俄罗斯妇女，家和丈夫就是一切，她忍受着猜忌、侮辱，劳累，最后死在了给丈夫通风报信的路上……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和《一个人的遭遇》在中国曾经受到暴风骤雨般的批判，与《你到底要什么》等书一起做为批判用书出版，被视为修正主义文学的典型。但与“四人帮”设想的效果恰恰相反，众多的中国青年从中汲取了人性的营养，积聚起埋葬“四人帮”的感情力量。“在一系列斯大林后的苏联战争文学中，给我印象最好的是《海浪上的花圈》。真的使我感动了！”乔良几乎把中国当时出版的一切外国文学全都浏览了一遍：“这部中篇小说，登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的批判用书《核潜艇闻警出动》里，作者是阿・约尔金。小说写一艘苏联潜艇，为了保护苏联民船，从海底升了起来，挡住了德国的鱼雷，自己被炸沉，全体水兵殉难。以后每有船只经过这里，都把花圈扔向这片海域。”
这篇作品也直接影响了李存葆写《高山下的花环》。这位开创了中国新时期军事文学新风的山东籍作家曾对人说他非常喜欢《海浪上的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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