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生活质量》中，邵丽讲述了一个叫王祈隆的人的成长故事，这个农村的孩子到城里去，从社会的底层向上攀登。他来自农村，他毕生都将与这个身份搏斗，他成为城里人，成为“官员”，他获得了新的身份，新的意识，但是，原来的身份一直纠缠他，他生活在多重身份和多重意识的变乱和分裂之中。邵丽犀利地表现了这种
问：生活质量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生活质量本身是一个唯心的标准，对它的判断是基于每个人内心的感受，有人喜欢热闹，有人喜欢闲适，价值取向不一样，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你既然写了一本名叫生活质量的小说，也想请你纯粹以自身的经历和经验谈一点个人感受。
答：尽管简历上介绍我是99年开始创作，实际上我是80年代初期就开始写作，那个时候只有十几岁，还在大学读书。曾经发表过一些小小说和诗歌，毕业后被一种错误的认识误导，总认为文学是青春期的行为，毕业后先是从政，接着是结婚生子，基本是把自己的热爱给放弃了。我在机关工作了十几年，应该说是做得还比较好的，在机关做了好多年的人事科长，中间锻炼到基层任过党委书记，在一个地市当过文联主席。我的家庭情况也是不错的，丈夫是青梅竹马的恋人，感情很好，日子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逸顺致的，以常人的眼光看有了一份好工作，嫁了一个好丈夫，作为一个女人已经修成正果，似乎再有所求就是罪过。我自己好像也是认命的，除了工作就是相夫教子，我女儿七岁开始练习钢琴，我那时可以说投入了工作以外的全部精力。我的骄傲全部是为着他们的骄傲，话题常常是，丈夫做得成功不成功啊，女儿的琴又进了几个级别啊，几乎是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好像干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也没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女儿读初中进了寄宿学校，我好像是一台闲置下来的机器，突然意识到我的圆整个是围着他们的圆心周转，我发现自己活得异常空虚。有那么一天我突然清醒，我的生命还存在一种潜能。想一想，写作对我纯粹是一种倾诉的需要，说的文化一点就是一种内需的外延。
问：据我所知，你的外延十分成功，五年时间写了大概有近两百万字，作品先后被《中国作家》，《当代》、《十月》，《青年文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一些全国大型刊物刊载。中短篇小说连续三年被中国作协收入年度小说精品年鉴，作品多次获得一些全国奖项，2003年被评选为年度中华文学人物。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从去年元月份上市，不到半年时间正规发行已经突破十万册，盗版可能还要大于这个数字。目前电视剧改编也正在运行当中。这样的成就，是否达到了你自己的目标，提升了自己的生活质量？
答：我并没有给自己设立很高的目标，我不担心我究竟能够走多远，也许我选择的只是走，走出自己生活的圈子，走出迷茫与困惑，走入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我在意的并不是我做出了多大的成就，而是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自己的支点。过去我与先生说话，他总是说我很忙。现在他和我说话，我也总说，我很忙。过去他算是个小人物，现在我的名气远远大于他。上网到任何一家收索引擎都能找到我的几百条相关资料。我不是骄傲，可我非常自信。我并不要求他人的圆围着我的圆心周转，至少我们现在是互为圆心。
问：不少人认为，快乐是生活的最高追求，作为一个女人，你认为快乐的源泉在哪里？
答：热爱生活始终是我快乐的源泉。我觉得无论我们做什么，热爱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要善于在平庸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支点。如果好高骛远，甚至这山望着那山高，那我们永远做不好脚下的事，更不容易满足。生活质量的高低，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感受，自己总是处于一种不满足的状态，再怎么好的日子也会觉得没有质量。我们常常说傻乐，只是说说而已，却没有品位傻乐这个简单的词语中间所蕴涵的道理，容易满足啊。
随着名声的提高，我也开始给自己立标杆，要求自己超越，结果反而是很难静下心来。我自己都感觉不再敏感，过去写的时候，碰到一些开花结果的事情都会激动，孩子的成长，老人的关爱，朋友的帮助都能让我流下眼泪，现在觉得这些事情都不足挂齿，不屑描述。并不是生活的给予少了，而是我们的欲望越来越高，我们的心渐渐不知道感恩。想一想，如果我们把生活的每一点给予都当作获取，我们的快乐将会日复一日累加，生活质量如何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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