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相逢，与时代相逢，与感情相逢，与责任相逢，与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内涵相逢。”来自浙江的作家黄亚洲，用5个“相逢”表达自己走在万里长征路上的感怀。的确，每一位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重访长征路，讴歌新时代”采访团活动的作家，都是这样用“心”走在这条举世闻名的路上。
从5月23日起，采访团的
重访长征路
刚刚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徐贵祥，是一团的成员，他一路走一路认真搜集材料，尤其是一口红军小战士背过的大铁锅令他感叹万分：“7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长征已然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它不仅是奇迹，更有许多悬而未决之谜。当年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一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最早向世界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介绍长征的权威著作。作为一个军队作家和军队出版工作者，我对此深感惭愧。事实上，对于长征这样在时间和空间都实现了超常转换的行动，索尔兹伯里的讲述只是冰山一角。几万人的生命留在了长征的路上，几万人从长征路上带走了生命，这其中有大量的、真正意义上的前所未闻的故事，散珠碎玉一般流落在两万五千里的征程上。从赣南到黔东，我们参观了许多纪念馆，看过很多旧址、实物、照片，在这些符号的背后，隐藏着神话一般传奇、但又绝对真实的史料，给作家的审美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在赣南于都，我见过一口硕大的铁锅（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铜锅），我被这口大得出奇的黑锅深深地吸引了―――七十年前，在一支瘪着肚皮的队伍里，是谁有这么大的力气，背着这口黑锅，也许是一个大字不识的老班长，也许仅仅是一个说错了话的孩子―――他把它背到了什么地方？根本找不到粮食，这口黑锅到底有没有派上用场？背锅人现在在哪里？他经历了怎样的命运浮沉？站在于都渡江纪念馆里，凝视这口铁锅，我的心情一片湿润。我感觉到这口铁锅似乎同我有某种牵连，它在这里沉默了几十年，无声无息地忍受着岁月的腥风血雨，似乎就是等待我的到来，等待我向它发问，等待我自己寻找答案，等待我把它的命运连同背锅人的命运一起，写在纸上，印在书里，交给历史和世界，展示中国军人的苦难和战胜苦难的辉煌”他认为重走长征路，把作家放在历史的战争氛围里，体验过去的腥风血雨，对于思考长征背后战争的文化内涵和人类意义更有帮助。长征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军队、一个民族创造的奇迹，更是人类的奇迹，重走长征路，使自己更客观地认识历史，对于革命老区生活加深了解，同时开拓了视野，丰富了创作源泉。徐贵祥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时空转换，如果再想找到当年的衣衫褴缕，枪林弹雨，绝处逢生是不可能了，但是这一路都有纪念馆、博物馆，我们仍然能找到当年的感觉。在我的创作生涯中，重走长征路毫无疑问是刻骨铭心的。使我对中国革命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重走长征路，衣向东觉得对长征历史事件有了客观的、宏观的把握，另外，有了对生命的悲悯情怀。一路走来，他最大的感触是“悲悯”。过去对有关长征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读书的感觉和实地考察的感觉完全两样。很多地方在重走的时候，心情是沉重的。红军在鲁尔盖草原死了一万多人；马上进入甘肃的时候，当地的党史办同志，指着一条沟说，那就是拖红军的尸体拖出的痕迹。面对这些，你不能不凝重。那些来不及开放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草地。在川主寺，红军纪念碑非常冷落。今天的社会如此繁荣，谁能记得起那些死去的红军？中国的烈士纪念碑是没有名字的，一个碑埋藏着成千上万的生命。然而这个时代离我们不远，不过70年的时间。表面上，他们的采风活动充满欢乐，但时时发现有让人心中一颤的东西，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震撼到说不出话。这种感觉是真实的，有激情的。当大家从草原离开的时候，踩草地都是小心翼翼的。草原上的每一朵鲜花都像是精灵，在顽强地对着今天的生命诉说。
军旅作家应重新审视战争题材
石钟山的创作多数是军人题材，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军歌嘹亮》，以及年初出版的《男人天堂》（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都是关注上辈人，现在，他的笔触由父亲转到母亲及同辈人。重走长征路之前，石钟山写过反映长征题材的《红土黑血》。他说：“那时只是翻阅党史或材料，没有深入生活层面，已经很有触动。此次身临其境，看到红军曾经走过的那片土地，重新恢复幻想和感觉，发现有新的诠释历史的敏感的东西，对长征有了新的认识。”在瑞金兴国县，石钟山被当地的红军纪念馆感动了：“我对长征还不算陌生，但是走到这里时，完全没想到，就是这方土地上，竟然曾走出过200多个将军。”石钟山深有感触地说：“重访长征路，触动我的灵魂深处。他们为什么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换取正义，表面上各种解释都不通，只有对民族更深层的考察才能触及更深层次的东西。即使70年后的今天看，红军走过的路还是那么偏僻落后，条件恶劣，他们在贫穷艰难的土地上，对生活对革命的渴望，唤起我很多的感慨。我们走的完全是一种接力的模式，这种接力是团队接力，更是历史与现实接力。”
2001年以前，衣向东没写过一篇地方题材，2001年之后，他没写过一篇军队题材，他有意识地尝试地方题材，扩大写作范围。他认为军队题材暂时进入疲软期，面临更新换代，这时需要沉淀，否则再写就是克隆。暂时放下不等于放弃军事文学。衣向东认为，“长征”对于军事文学是重要的，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反映长征的长篇小说。衣向东说：“原来我想写一部关于长征的小说，没想到走了一段后，更不敢写了，至少目前不能写。”这种感觉不只衣向东一个人。长征是伟大的壮举，写长征这部大书，需要很大的功力，不只是艺术技巧，更需要对政治、对历史、对人的生命个体的关照。
当衣向东走入藏区，和当地的读者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能详细地说出小说的情节，完全读懂了他的小说，这些对他触动很大。他说：“小说是作家心灵的体验、生活的见解，是对当下社会发出的声音，与金钱与权力无关，是心灵的声音，从某种程度上讲，小说是讲给自己看的，不需要观众。但是当读者通过小说和你产生交流的时候，我有一种幸福感，我感觉到读者的期待。我无法走遍中国跟每个人交流，但是通过小说达到了这种效果。小说的目的是架构人与人之间的桥梁，能与读者产生共鸣，这是快乐的过程。”
中国的历史不止一个长征
重走长征路，使作为军人的衣向东对战争的认识更为深刻。但是，他认为，没有当过兵的人，如果重走也同样会感到震撼。“我看那些荒凉的地方，极少有人去。红军走过的路绵延了半个中国，为什么不能就地取材，组织老百姓重走长征路呢？中国缺少对历史的关照，中国人是容易淡忘历史的。我们可以利用资源，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回顾。依靠组织重走长征路毕竟是少数，是不是应该考虑换种方式重走长征路，中国的历史不止这一个长征。”作家往往太相信自己的想像力。可是再有想像力的作家，也不会超过生活的现实。生活的丰富，远远超过作家的想像力。
长征的精神和壮举，沿途的耳闻目睹和亲身感受，激发了作家们内心的情感,也激活了他们为人民写作，为时代讴歌的创作热情。石钟山说：“过去宣传长征伟大意义的作品也有很多，但是多数忽略了人的本体。文艺作品感染我们的是人情、是人性，过去忽略了。过几年后，我还会再写这片红色的土地，我会更重视人性的挖掘，带领读者走近遥远的历史。对历史会有公正、客观、艺术的评判。红军的精神是不过时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需要呼唤民族正义的东西。重新审视当年十几万红军的所做所为，想象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到革命区的胜利，那不止是一场战争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一往无前的精神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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