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斌的短篇小说集《大年》分上下两卷，上卷写乡村，下卷写都市。对下卷，我无话可说，我所感兴趣的是上卷―――郭文斌对他那高天厚土的家乡的想象和书写。
郭文斌来自宁夏、来自西部，他面对的头一项强行归类的诱惑就是所谓“西部文学”。记得有一次我去宁夏，把人家打击了一通，我说为什么提起笔来就先
在这个意义上说，郭文斌对乡土的书写并不“西部”，这是他的好处和成就。他能够在小说中保持对经验、对心灵的直接性，在他敏感、温厚的书写中，生活难以言喻的复杂况味，乡土的残酷、坚硬、温暖、柔软和美，同时被看到、同时被表达。
我们常说文学要真实，但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真实”恐怕有上百种说法。禅家讲“隔”与“不隔”，为什么会“隔”，会看不见真理？就因为我们心中存有成见，所谓言语道断，你一张嘴就变成话语的自转，就与真理、真实没什么关系甚至越说越远，这是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的难题。某种程度上，文学的真实之所以总是一个问题，就因为文学不得不以语言去打破“隔”，去逼近真实的经验和心灵，这可能比参禅更困难。
郭文斌写乡土，在最好的情况下是近于“不隔”的境界。但事情的复杂性在于，当作家在一个方向上努力“不隔”时，你可能同时在另一个方向上把自己“隔”起来了。郭文斌的乡土书写采用的大多是童年视角，他被夸奖、被喜爱的所有长处和优点实际上也恰恰是在童年视角的限制下才得以成立和施展。但我所特别关注的是被他限制在外的东西，是他的童年视角和相应的美学风格无从展开的那片广大区域―――比如，在《大年》那样根基深厚、恒常不息、充满诗意可以安居的日常生活图景之外，今日的乡土又是如何？走出了童年记忆，那种诗意、那种根基是否依然成立？
我知道，我的这种疑问近于无理，不是在感受和分析作家做了什么，而是在责难他没做什么。但是，郭文斌年方三十多岁，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仍在成长，没做什么和将做什么对他来说是个真实的难题。比如有人说他可能是“北方的汪曾祺”，说说倒也罢了，我想如果他以此为志向恐怕就会走到死路上去，因为汪曾祺作为一个作家的上下文在这个时代均已不成立。
所以，尽管这本《大年》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精湛、纯粹，读之月白风清，但我还是希望它能成为郭文斌写作历程中的一块碑，结束这个阶段，开始新的阶段，这意味着他从他的自我限制中走出来，去勇敢地面对认识和写作的更大难度。看了郭文斌的序和跋，发现他喜欢谈禅，这作为一种修辞策略、一种认识方法都无可厚非，但小说家不能在谈禅的路上走得太远，因为你终究要面对这个红尘滚滚、“执”念甚深的世界，比高深的禅机更要紧的是，走进这红尘滚滚的世界，看清它，写出来，写出被我们忽略、遗忘，被我们轻率地言说和归类的那一切，恢复它们的血肉，写那破碎的大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