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把阅读一期好的文学刊物看作是享受一次愉快的精神大餐。借用这个比喻，也许大型文学季刊《长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3期）就是编辑们精心准备的一场精神盛宴。当你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也不必穿上正式的晚礼服，只需躲在一个不会被炫目的电视屏幕所搔扰的角落里，你的这场精神盛宴就开始了。我们说这
另外，我还觉得，这更不是一场随随便便的精神盛宴，它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举行的，因此具有一种庄严感和隆重性。尽管不少作家为了这个纪念日子而写出了新的作品，但编辑却选择了一部数年前出版的《伪满洲国》。我以为这种选择更具有一种文学的意义。抗日战争应该是中国人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它也成为中国作家表达民族情感和思想情怀的重要载体。为此中国作家曾留下一批震撼人心的抗战题材的作品，但无庸讳言，时至今天，我们越来越觉得作家的表达缺乏感染力和震撼力了。为什么今天我们缺乏有力度的表达，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作家们囿于旧的表达方式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伪满洲国》的文学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这种新的表达方式使我们对抗日战争历史有了一种新的感受。这种表达方式就是一种日常叙事的方式。按迟子建本人的说法，她是想“通过对东北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描写，折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的作家似乎习惯于宏大叙事的方式。但宏大叙事就像一个网眼太大的筛，它筛选掉了大量最精彩的历史细节。迟子建通过对小人物的日常叙事还原了这些历史细节。但日常叙事作为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是暗藏着陷阱的，它有可能以彻底牺牲意义为代价来还原历史的生动性，就像我们读到的一些沉湎于个人情怨的历史小说一样。《伪满洲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小叙事与大叙事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作者并不止步于日常叙事所依依凭的场景，而是通过这些场景去追问历史话语的合理性。
按阿来的设想，他要写一个关于机村的系列，他把这个系列称之为“机村传说”，《空山》只是传说之一。什么是“机村传说”？依我看就是关于藏族文化传统的符号和寓意。阿来试图通过藏族文化传统的遭遇，来表现普遍的乡村问题。“天火”触及到乡村问题的另一个层面：乡村文化的瓦解不见得与文化的优劣有关，而更多的是与文化力量的强弱有关。现代化是强大的，强大的现代化可以吞并一切，但对于人的精神世界来说，强大的东西并不见得能够抚慰我们的心灵。阿来写到两个人在大火中的结局特别有深意。一个是多吉，他最终利用这场天火自焚，人们找到了自焚后的头骨，就在女领导想要拨弄它时，“骨头自己把自己粉碎了”。另一个胖姑娘央金，虽然在火场上没有得到爱情，却糊里糊涂地被当成了先进人物，即将成为国家干部。也许现在来讨论《空山》有些为时尚早，但我仍能感觉到阿来对于机村的把握是非常清晰有力的。他是在通过机村揭示着文化的普遍规律。
把王安忆的《遍地枭雄》和东西的《后悔录》放在一起来谈，就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两部小说，一个是关于暴力，一个是关于性。性与暴力，是畅销小说和通俗艺术的两大基本要素，王安忆和东西各自占有一大要素，可是小说的意旨却与性及暴力相去甚远。这大概也就是纯文学与俗文学的区别所在。性与暴力连接人的欲望。欲望经常会处在紧张的状态之中，文学艺术中的性与暴力，有助于缓解欲望的紧张状态，在紧张状态释放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快感。一般而言，畅销小说或通俗艺术达到这一步就算成功了。但是，《遍地枭雄》和《后悔录》不是缓解你的紧张状态，相反，它会让你的精神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不断地攀升，最后达到一个或迷茫或沉思或惆怅或伤感的精神境界里，而这种精神境界显然是能够超越欲望也能够超越现实的。
读者总是在埋怨没有好的小说出现。的确，以一个高的文学标杆来衡量的话，我们读到的小说都有不尽人意之处。这样的埋怨无疑会激发起作家们的文学追求。另一方面，许多作家为了心中最理想的作品殚尽竭虑，这样的作品中其实有不少值得我们珍惜和留意的。也许，真正的文学经典就会在读者与作者的互动之中悄然诞生。从这个角度说，这一期的《长篇小说选刊》是值得我们读的，也值得我们在阅读后对其评头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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