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检查出土陶器; 葛利普像（斯文赫定绘） 步达生在周口店
丁文江（右一）与梭尔格（左一）1913年在河北
谈到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近代来华的外国科学家是个不应回避的存在。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或者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话题，或者在需要的时候拉出来几个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表，展览、批判一番，客观介绍和评价他们科学文化活动的著述不多。这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不可否认，来华的洋学者里面，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表肯定是有的；但真正为科学而来的也并非少数。为科学而来的人中，真心愿意帮助中国发展科学的大有人在，或多或少带有文化殖民主义心态的也不乏其人。从中国方面说，怀有洋奴心态，心甘情愿充当文化买办的人不是没有；但希望借助“国际人才”之力促进中国科学发展，应该说是主流。处于半殖民地地位和科学落后的近代中国，既面临着科学无国界与科学家有祖国的理与利矛盾；又面临着如何在中外科学合作中争取科学进步又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权与利难题。
地质调查所的历史中，有一些很有价值的例子颇值得我们回味。
“脾气不好”的梭尔格
创办并先后主持地质调查所工作的丁文江、翁文灏及黄汲清等人均是“海归学者”，他们较早地重视并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把对外合作视为迅速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有效途径。
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之初因缺乏人才，经北大校长推荐，1913年聘了原北京大学的德籍教授梭尔格（Dr.Solger）为客卿。这一年的冬天，丁文江与梭尔格一起到太行山去做地质调查。丁文江此行还有一个没有说明的任务，就是考察这位德国同行的野外实地工作水平和人品。因为，梭尔格在京师大学堂教了三年的地质学，几乎他所有的中国同事都对丁文江说此人脾气不好，而且根本看不起中国人。
论学识和工作经验，丁文江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梭尔格则是担任过大学教授的博士；论职务丁文江是地质调查所所长，梭尔格是受聘的外国雇员。两个在一起共同工作，这并不是一件很好拿捏的关系。
丁文江呢，在野外工作中遇到学术上的问题时，便很虚心地向梭尔格请教，既不摆所长的架子，也没有丝毫的媚态。丁文江发现，梭尔格也并非像许多人说的那样脾气大、瞧不起中国人，反而总是极热心地解答他的问题，很严谨地指导他的工作。丁文江得出结论：“他是一位很可敬的学者。”二人于是成为极好的朋友。尽管梭尔格不久因被征入伍，并在青岛为日军所俘，在地质调查所工作时间不长，但章鸿钊先生肯定，在中国地质事业初创之际，“德国梭尔格博士襄助最力”。
“中国的古纳”
讲中国近代的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的历史，“中国的古纳”是不能不提到的人物。
“中国的古纳”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GunnarAndersson）的昵称。他本是1914年应农商总（部）长张謇之邀来华任矿政顾问的。来华前曾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0年国际地质学大会的秘书，组织过国际性的铁矿资源调查活动，主编有《世界铁矿资源》，当时已是世界著名的地质学家。来华初期，安特生对中国北方的煤铁资源，如对斋堂煤矿产煤和储煤情况的调查，对华北龙烟铁矿的发现与调查等，都是在地质调查所协助之下完成的。但是，因北洋政府“没有人会利用他这样的专家”，这位年薪18000大洋的顾问，长期处于任务不饱满的状态。
; 安特生还是一位有过两次赴北极、两次赴南极探险经历的著名探险家，对未知领域有着强烈的探寻、求知欲望。当在地质调查中发现了古生物和新石器时代器物时，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其中巨大的科学价值，并迅速转向中国史前考古发掘与研究。这其实是一个与他的矿产资源调查本职工作距离不算近的学科。
正是在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下，安特生从瑞典方面争取到了经费的资助。瑞典方面于1919年成立了以王储任委员长的瑞典中国委员会，先后提供了85万克朗的资助。也正是在此项资助下，安特生在内蒙古发现了绥远青铜器，发现了河南渑池仰韶村这处不寻常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此后，在安特生的主持下，由地质调查所组织中外专家对仰韶进行了系统的勘测与发掘。“仰韶文化”如今成为中学历史课本上的重要一页。安特生还在北京附近的调查中，发现了周口店地区化石的价值，由此引发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之一―――“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也正是因为安特生的工作，我们知道了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等。
中国古生物学的奠基人―――葛利普
由于中国缺乏古生物学人才，1920年，丁文江自美国聘请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利普（A.W.Grabau）来华担任地质调查所技师，同时与蔡元培先生商定让他在北大地质系兼任教授，两家各出200大洋作他的薪金。
说葛利普是中国古生物学的奠基人并非过誉。来华前已是蜚声国际的著名古生物学家，著有《北美标准化石》、《地层学原理》等，在美国学界颇负盛名。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鼓励反德风气，甚至在科学著作中也禁止引用德国来源，引致葛利普愤而辞职。葛利普来华以后，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古生物学家，如孙云铸、杨钟健、斯行健、黄汲清、张席?、乐森?、田奇隽、朱森、陈旭、许杰、计荣森，都是葛利普先生的高足。杨钟健认为，葛利普来华“不到数年，立刻起了领导作用，使我国毫无根基的古生物学，有了根基”。葛利普对矿产并不看重，翁文灏也曾对他说：你只看重化石的研究，而完全不考查煤层和厚度和煤质的优劣，未免太偏了罢。但翁文灏仍坚持认为：“我们对于专门人才，必须用其专长，不可过于求全。”为充分发挥其所长，地质调查所为他配备了秘书。据杨钟健先生回忆，葛利普平时在家中研究，“他要书，单子一开，有人替他找出，为他送去。化石的修理，标本的编号，文章的抄打，都有人替他帮忙，而他家中还有女书记替他办理一切”。葛利普虽然因为风湿病，两腿不能走动，手指也都肿胀，然而他来华后完成了大量的科学工作。
葛利普把中国当作他的第二故乡。“七・七”事变以后，身陷北平的葛利普对日本侵华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他总是对人讲要给他的老同学罗斯福总统写信，如果美国再不对日宣战，他就要和罗斯福绝交。太平洋事变后，他被日本人关进了集中营，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受了巨大的苦难。1946年，葛利普病逝于北平，至今埋葬在燕园。
步达生等与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
在安特生关于周口店的化石研究初露端倪之时，丁文江、翁文灏又积极寻求新的国际合作。自1927年起，地质调查所与美国教会主办的协和医学院合作从事周口店研究，并于1929年组织成立了双方合作的新生代研究室。除经费由协和方面争取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强有力的资助外，协和医学院也为此提供了一切研究必需的设备及便利，使这一项目得以顺利开展。具体主持此项研究的则是协和医学院解剖科教授、人类学家步达生 DavidsonBlack 。
步达生系英裔加拿大人，1919年来华任协和解剖科主任，于人类化石研究极有兴趣。地质调查所采集的关于人类材料，如沙锅屯、仰韶以及甘肃等旧石器时代或原始时代人骨，最初均由步达生研究。在地质调查所正式举行周口店发掘之后，步达生从事人牙、头骨等化石材料的鉴定与研究工作，揭示了北京猿人的真实意义，确定了北京猿人之属及其在人类学上的重要地位。
1934年，积劳成疾的步达生逝世在他的办公桌旁，逝世前几个小时还在与杨钟健谈“北京人”的研究。杨钟健深情地回忆说：“步氏虽为外国人，但在历年合作上，颇能尊重中国人意见，及中国之主权，并对中国人之成绩，亦不抹杀事实。”他的逝世使“我们失掉了一位很好的引导者和朋友”。
步达生去世后，为了能使研究工作保持世界先进水准，在丁文江的建议下，专门成立了以英国皇家学会前会长艾略特・史密斯为主席的国际委员会，负责挑选继任者。我们可以从史密斯的学术地位，体会到这一委员会的权威性和地质调查所对此的重视程度。果然，受聘的德籍人类学家魏敦瑞（FranzWeidenreich）来华接续工作。李济对他的评价是：魏敦瑞“关于北京人的科学报告不仅是人类学论著的杰作，而且也是结构严谨、文笔流畅的典范”。
同时，地质调查所还聘请了法国地质学会前副会长、地质学教授德日进神父（TeilharddeChardin）为新生代研究室专门顾问。李济曾对德日进有过这样的评价：“他所发表的报告差不多全是示范性的，中国的化石学家、地质及史前考古学家，大半都受到了他很有益的影响。”他的“《中国原人》确实是这期间中国出版的所有科学名著中的经典之作”。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承认：“在指示我工作方法的时候，我深切认识了德日进先生……我的古生物学的知识，除杨（钟健）先生外，完全由德先生口授。”
在考察和分析地质调查所对外科学合作的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之所以地质调查所能在对外科学合作中让中国科学受益，两位主持人的观念很重要。不论是丁文江还是翁文灏，他们对落后的中国科学事业如何快速地发展，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翁文灏明确地说过：“要承认我们发起在后，进步已迟，尤其在物质科学中，必须与先进学者虚心合作，用力追随。”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特别强调地指出，丁文江“创立地质调查所，建立中国地质学，他的领导工作，除了训练领导许多中国青年地质学家之外，还有充分认识和充分利用外国专家学者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当然，仅仅是承认人家科学发达，口头上重视对外合作是绝对不够的，选择合适的合作者，充分发挥其所长才是关键。
由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以及西方所拥有先进的科技水平和强大的经济后盾，使他们在科学合作中往往处于优越的地位，但国家主权绝非可争可不争。翁文灏的原则便是：“科学的真理是无国界的，但科学人才、科学材料、科学工作的地方都是有国界的。”我们必须“于欢迎科学合作之中，力持中国主权”。尽管地质调查所时期聘请了不少西方学者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其根本目的还是要使中国学者尽快地成长。在杨钟健预备将周口店的部分化石标本分给德日进研究时就遭到翁文灏的反对，他的理由是“凡是中国人能做者，不必令外国人担任”。
不须再赘述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全部过程，仅从地质调查所这个中国最早的地质学科研机构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晰地得出结论：恰当的中外合作是推动中国近代科学事业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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