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这本书的写作对于三位作者是一次冒险。真正的对话始终是敞开的，正如在内容提要中写道，三位作者在第一次谈话时就拟定了一个谈
一方面，我们都知道这三位教授都以渊博著称，肆意汪洋地涉及到博弈论，政治哲学，符号社会学，历史学，认知科学等等，这许多方面的知识必会让多数读者头晕目眩。思想有如飞翔，飞翔使人晕眩。而尼采告诉我们，“在峻坂上眼向下望，手向上攀，于此中心因其二重意志而晕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三位作者跟我们一样感觉晕眩，只不过他们比我们多数人有着更强的意志和勇气，这是登上高山的必要条件。
同时在另一方面，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克制，这是对话的伦理，交谈的均衡。无论三人之间有多么大的分歧，为了保证谈话内容―――即意义的一致性和谈话形式的一致性，三位作者都做了很多牺牲，他们都要勇敢地投入未知可能的空间之中，而不是安逸而又傲慢地停留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他们没法躲避，没法像有些老师在课堂上用“你自己去看书”这类权力来躲避真实的拷问。
他们在冒险。所以真正要去理解这场冒险的唯一办法，也就是参与进来，和作者们一起冒险。谈话和冒险一样，始终有被打断的危险，再加上后期根据主题整理成为10多个章节，整个的谈话过程已经湮没了，但我们仍然能顺着一些痕迹前进。我们都理解，对制度这个概念的理解，必定是与制度的内容，制度的运作，制度的演化变迁这些主题结合在一起的，甚至与我们自身的认知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我们很难画出这10多个章节不同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显然制度的定义，制度的均衡，制度的认知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绝非简单的并列、层次等等，刻画它们的关系必须要用到多维空间的拓扑学。或者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投入进去，在生活中理解生活，在“情境”中把握制度的真谛，因为真实的场景所提供的信息量比任何抽象理论模型都要大得多。周其仁教授给我们作出了最好的示范，如果我们不具备接近上帝的智慧，那么就最好不要试图像上帝一样来理解制度与制度经济学。
综观两百多年的主流西方经济学，一直是个不断简化，抽象，模型化，符码化的过程，熊彼特恶狠狠地称之为“李嘉图恶习”。故而，三位作者都在努力为思考的对象―――制度经济学，填加一些东西，使之更丰满，或是更贴近真实世界，或是更贴近理想世界，或者是走向个人的世界。但每个人试图填充的东西都不同，那么对话的过程亦可视作一个竞争的过程，每个人都在努力地炫耀自己的理解，把自己的理解在约束条件下发挥到极致。要说服一个对手，除非把他全面打倒让他拜服于地下，这样对话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对话的约束。所以，这场三人谈亦是合作亦是竞争，全凭读者的阅读技巧，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对话常常要转换成为谈判。因为对话绝不是中立，消极的，它需要我们去干预，甚至是颠覆。我们不能与作者决裂，那样就不是对话，我们也不能投降，那样更不是对话。正是在这不断调整的紧张关系中，我们获得了意义。真正高明的读者就应该参与到对话中来，把自己当作缺席却又存在的对话者，与三位作者比试一下，谈判一下，这样才能明确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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