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卢周来博士任执行主编的《中国国防经济学：2004》（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是一本经过精心组织、筹备、挑选和编辑的论文集，编选者有意识地偏重应用研究与对策研究。比如该文集中收入的“战争的经济承受力研究”、“中国国防建设大大滞后于经济建设”、“西方国家对中国国防支出的测算”、“中国工业基础的军民一体化研究”、“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研究（1985―2000）”、“装备承制单位的道德风险及根治研究”等都属于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
其他论文如“中国国防预算制度非均衡态分析”、“现代国防开支理论研究综述”、“资产专用性、政府规制与中国国防工业转轨”、“中国军工企业产权改革的目标模式”、“论中国军事劳动力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制度安排”、“对超期服役理论模型的再思考”和“军队的服役契约和敬业激励”则属于理论与政策并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卢周来博士的“现代国防经济学研究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代前言）一文是一篇较为全面地介绍现代国防经济学研究以及在中国的发展和目前研究现状的综述性文章，对国防经济学了解不多的读者可以从这篇综述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入门知识。
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姜鲁鸣的“中国国防预算制度非均衡态分析”一文指出，现阶段我国国防费支出结构缺乏应有的效率，结构也明显缺乏弹性，军事资源分配在规模和结构上都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惯性配置机制，这些都是较为典型的“基数滚动法”预算制度配置资源的特征。制度主体缺陷及其与之相对应的低效状态已经严重影响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对未来的国防安全利益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和刘涛雄的“中国国防建设大大滞后于经济建设”一文，采取国际通行的计算方法，在国内首次对1952年以来中国国防资本积累的变化轨迹进行了计算，并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国防资本的积累大大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并且指出必须尽快提高国防体系分享经济增长的能力，特别是要提高国防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尤其要提高国防费占GDP的比重和国防资本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以保证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协调、同步增长。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该文还强调了在国防资本积累的同时，国家还应当支持和创造条件使军队能够充分利用全社会总资本存量能力，特别是有效利用国家投资兴建的各类基础设施（如航空港、沿海港口、电信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等）。这一思路可能会为创造军民共享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更加合理地和高效地利用有限资源奠定理论基础。
海军后勤学院陈炳福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国防支出的测算：差异与问题”一文通过对西方部分国家研究机构和政府对中国国防支出测算的分析，揭示了可能导致产生偏差的数据差异及其他相关因素，认为西方国家普遍夸大了中国的国防支出总额，着重指出这种统计上的巨大差距之所以会产生，主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不了解中国国防支出的口径、中国军事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及中西方计算与比较方法的差异而造成了误解。
军事经济学院杜为公的“战争的经济承受力研究―――基于临界理论的分析”一文，引入“临界理论”的方法研究经济承受力问题，在国家经济安全状态转换临界点的基础上，确定各经济变量的“临界值”区间，并利用正交分解法分析经济对战争支出各个分量的承受力；给出经济承受力在国内经济、国际经济和国防经济三个子系统上的评价模型，并利用国家经济安全预警线确定各分量的量值；并且对中国的战争承受力首次进行所选变量的系统化评估，选择样本年2001年的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财政收入占GDP比率的实际数据，得出2001年中国的战争经济承受力大约为9734.77亿至13401.22亿元人民币。
通读全书，使我感受颇多。虽然我曾经在协助筹办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国防经济学”分会场之前大致浏览过这些论文，但成书后的又一次阅读仍然给我带来不少新的启迪和收益。坦率地说，目前中国主流经济学对国防经济学或防务经济学理论研究及其应用方面的关注明显不足，除了军队系统自身的研究人员之外，还很少有经济学者长期致力于国防经济学或防务经济学的研究。如果我们在和平时期不能动员和组织大批研究力量对国防经济问题进行长期的深入研究，那么当战争来临时，我们就可能在许多方面处于被动局面。
“落后就要挨打”绝不是一句简单的警醒提示，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中仍然存在着可能发生冲突甚至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因素，因此作为为13亿人口大国服务的经济学者没有理由忽略有关国防安全和战略选择的经济问题研究，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国防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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