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云山传奇》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部文坛回春年代“反思文学”的代表作。2004年五一节期间，我的母校庐江中学的一位老师得知我对“反右”运动的历史有兴趣时，曾言之凿凿地告诉我，《天云山传奇》主人公罗群的原型就是我们中学的一位副校长。因为这样的说法，又由于承载着学生时代对于一部文艺作品的珍贵记忆
我的设问自然是从我的老师的说法开始的。鲁老笑着说：其实不是的，不止他一个，好多人都在对号入座，六安地区一位姓黄的校长给我写信也说是写他的，他的经历跟罗群很相似。我说我并不认识你啊，你的事情我又不知道啊！实际上，主人公罗群的命运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是我综合了许多人的经历刻画的。有的是我见到的，有的是我听到的；有的是我认识的，有的是我不认识的。这与鲁迅写阿Q，有人纷纷说是影射自己的情况一样。它是由于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重叠造成的现象。
鲁彦周1928年生于安徽巢县，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参加革命，50年代初就步入了文学的殿堂，创作了不少饮誉当时的作品，如话剧《归来》、电影文学剧本《风雪大别山》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一方面注意用文学反映新中国那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另一方面也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对社会现实有自己的看法。他敏锐地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获得全国性大奖的《归来》实际上不只是写夫妻关系的，而是写党进城之后开始忘记农民，引起强烈的社会共鸣。农民支援了革命战争，可是胜利后，农民却被摆到最次要的位置。发表后，北京的各大报纸都有评论。
鲁彦周当然不甘心失去创作的激情和文学的生命，在经历漫长的沉默和等待之后，他终于得到一抒胸臆的契机。
1976年粉碎“四人帮”和此后的拨乱反正，鲁彦周看到了社会巨变的希望，也意识到自己文艺新生的开始。他觉得国家的形势和个人的命运都处在历史的交汇点上，文学艺术应当在促进社会进步中承担重要的职责，自己应该结束停笔十年的状态。1977年后，他重新操笔，第一个作品是与别人合写反映治淮工程的电影《巨澜》。夏衍同志说表现“文革”中城市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迫害的作品比较多，但没有一部反映农村情况的电影，就叫陈登科、鲁彦周弥补这个缺陷，这就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由来。
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相继召开。鲁彦周当时在京做《柳暗花明》的最后定稿工作，住在北影，前后有半年多的时间，亲身感受到那种热烈的气氛。他常常在晚上坐22路车到天安门广场，天气很冷，回去往往是在午夜。那时广场正在开展大辩论，在西单贴大字报，热闹非常。对于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曲折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评论，说明反思历史已经成为一股潮流。鲁彦周深受感染，他又和文艺界一些人士有较多的来往，互相启发，大家议论起来都是慷慨激昂。作为一个作家，他觉得应该鼓起勇气，用自己的笔为转折年代的文艺留下点什么。他在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意念：通过文艺作品歌颂三中全会精神，批判一些阻扰三中全会精神贯彻的人；同时写一些人物的命运和遭遇，通过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爱情，告诉人们，过去的某些错误再也不能让它发生了。只是开始并没有和别人讲这个想法。他说：“1979年初，我就动笔写了，仅仅20多天就完成了小说初稿，写得比较快，也比较激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没有什么顾忌。为什么？是因为写的时候有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情，这从小说中能够看得出来，许多观点和反思的结果通过小说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再说写作过程中如果顾忌这个顾忌那个，那就肯定写不好。”
是对于历史的深刻反思、在基层生活的丰富见闻和停笔十年的遗憾共同迸发出这样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情，作家应有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则大大缓解了鲁彦周的种种顾虑。20多年的思考在20多天的创作中得到沉淀、发酵和升华，积压多年的情感、思想和创作欲望一下子得到释放，那种厚积薄发的感觉该是何等的畅快！以至于一向宽厚持重的鲁老至今讲起来依然激情难抑。
三中全会后，陈登科和鲁彦周等筹办《清明》杂志，大家相约每人拿出一篇自己认为比较好的稿子。《天云山传奇》就这样发表在1979年初出版的《清明》创刊号上。
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轰动，上海电影制片厂就看中了，并派了一个老编辑专程到合肥，请鲁彦周到上影将小说尽快改编成电影剧本，厂长徐桑楚非常支持这件事情。改编时，鲁彦周注意弥补小说写作过程中没有考虑到的地方，又根据视觉艺术的特点集中表现一些矛盾冲突。在政治语言上注意斟酌，在艺术结构上合理安排，在人物发展上力求顺畅，在感情的变化上防止人为的痕迹等是他考虑的重点。在沉寂多年之后，他关于文学创作的认识也大大地深化了，创作时就特别注意突破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和人物形象脸谱化、偶像化的羁绊，在文艺界的思想禁锢和思想僵化还相当严重的时候，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探索和实践。他说，脑子里虽然有“左”的影响存在，注意不要给别人抓辫子，但不会影响创作倾向，没有大的顾忌。当然，现在看来，他认为在艺术上可以写得更细腻一点，人物刻画可以更精致一点，这都是因为一气呵成的激情造成的遗憾。
不久，上影的《电影选作》率先发表了。电影拍摄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上影厂安排谢晋拍摄，没想到他的夫人坚决反对，说接这个本子太危险。认为小说是一回事，拍成电影影响可就大了，要出纰漏可就不得了。徐桑楚知道情况后马上找谢晋谈话，说政治上出问题，他作为上影厂一把手可以负全权责任，这才解除了谢晋的顾虑。电影拍出后，鲁彦周到上影厂看了两遍，还没有最后合成，心中就有数了。电影界老前辈张骏祥也表示可以。片子定型后在北京试片，鲁彦周特意到电影院，想看看观众的反映。一场放完以后，场内往往鸦雀无声，还能够听到有人哭泣的声音，足足有一分多钟后才突然爆发出热烈鼓掌的声音。有一位解放军战士，知道鲁彦周是编剧，就跑到他跟前敬礼，他真是既惊讶又激动，这对作家和编剧来讲当然是最大的安慰和鼓舞。
“电影公演之后，老百姓的强烈反响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共收到好几麻袋的信件，有称赞和鼓励的，有诉说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有要求代为申诉的，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而且都很感人，对我的创作表示了感谢和支持。还有人背个破包、等在我家门口、想让我帮助伸冤。这让我非常感动，可我自感只是个作家，没有权利解决这类问题。但我想，人家遭遇那么曲折，不能漠然置之，所以一般的都要回信，并且还介绍他们到政府的信访部门，也转了不少来信给有关单位。能够为群众特别是一些受到磨难的人们做点事，反映他们的实际生活和要求，我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更加认识到社会生活中发生这么多的冤屈是很悲哀的，也更加坚信自己原先的判断。”
鲁彦周在此后20多年的文学创作中可以说是著作丰赡、成就卓越。八卷本、400余万字的《鲁彦周文集》所收的绝大多数作品就是这个时期创作的，集中展示了他在小说、散文、影视、戏剧等领域探索的成果。写作成为他实现生命价值、参与社会进程的最有效的途径。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始终强调作家的良知和责任，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和广大群众的精神需求，注重发挥文艺作品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不断以开放的胸怀探索艺术上的创新，许多作品都掀起了评论热潮。如国内最早表现农村改革的长篇小说《彩虹坪》、以城市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古塔上的风铃》，还有长篇小说《双风楼》、《阴阳关的阴阳梦》，中篇小说《逆火》、《乱伦》、《苦竹溪，苦竹林》、《啊，玛阿特》等等。如今，早已年逾古稀的鲁彦周对创作依然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激情。他告诉笔者，他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所涉及的历史更长，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是从新的角度反思历史的，是从更长的历史阶段和更广的视野说明总结历史经验和接受历史教训的重要。（摘自《传记文学》2005年第7期，作者：许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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