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严文井，在2005年7月20日伏夏灰蒙蒙的清晨悄悄地走了，没和谁说再见。
几个小时前从协和医院最后一次探望他回来，我偶然翻到他20多年前写的一篇散文《小银和我》，讲的是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笔下的一头小毛驴（小银）的死亡带给外公的感受：“它像个小孩，天真，好奇而又顽皮。它喜欢美，甚至还会唱
看着这些文字，我想着看着我长大，和我无话不谈的外公。
作为他的大外孙，我在刚满月时就被父母抱着去了住在北京东城东总布胡同的外公家，一个他住过30多年的平房。我听母亲说外公姥姥曾常常哄我做游戏。童年时外公家对我的吸引，除了和表兄妹的玩闹，还有逢年过节时的“聚餐”。有时外公会带着我们去附近的副食店排队，有时平日不做饭的他还会亲自下厨，而他的拿手好菜则是他发明的曾给幼时我的母亲也做过的“乱炖”。
丰盛的晚餐后，照例是到访的每家的表演节目。大大小小的孩子唱各类的歌谣，而每个大人也都有自己的“绝活”。而所有人期待的则是外公的“即兴小品”。外公有很强的模仿力（我后来才明白这大概源于他敏锐的观察力）。他的表演有时是模仿一只抓耳挠腮的猴子，有时是他喜欢的动物，猫。一次，他和我的七、八岁的表哥表演的是“猫捉老鼠”。表哥蹲在地上装成一只左顾右盼的老鼠，而外公则“喵喵”地叫着，焦急地围着“老鼠”转，终于一下子扑上去抓住了他。
我不知道孩提时的我们带给他多少快乐，虽然他带给我们的无法数清。在我们儿时的心里，他只是个爱孩子，爱动物的也许和别人的外公没有太大区别的长辈。看着他的童话我上了中学，依然会常常去外公家，不再仅仅是为了好吃的，而是更多地谈少年时的冲动，叛逆与烦恼，谈我长大后当作家的理想。他每次都静静地，认真地听。然后像对一个成年的朋友一样与我交谈。记得有一次他谈到“自我封闭”的性格时和我说“这就好像一个脑容量很小的蛇，糊涂地吞了自己的尾巴，成了一个封闭的环。它还怎能从外界吸收营养呢”？对我谈到的班里一个漂亮的女孩，他说“因为一个女孩漂亮，你会注意她的风度，而她的风度又进一步决定她的风格”。他从来不会简单地指责或说教，对于中学生的恋爱，他只跟我说“能不谈尽量不谈”。对我那当作家的愿望，他总是鼓励我“做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外公的话，就像我长大后看到他写的散文，杂文，如同一幅幅风景奇异的照片，而这个像摄影师的作家，给人以感动的不仅仅是他文中的色彩，更是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与他的交谈时常让我思考，思考一个中学生由学校，家庭构成的小小世界，思考什么是外公说的“不断发现自己，完善自己”。
高中时我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外公，飞到遥远的北美。继续与外公以书信交流。记得有一次我们谈的是“钱”，20岁那年在一封信里他这样说：“一个人没有钱不能活，可是如果只有钱没有思想就连动物也不如。”
这些话过了十几年，我在而立之年再次回到我出生的，一个不断变化，充满骚动的城市才慢慢明白。我终于没有成为一个作家，而成了一个银行职员。当我再去外公家探望时，他已经84岁了。
我们没有回忆过去一起的时光，时间只是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在外公眼里，我仿佛已不是一个和他有半个多世纪年龄差的外孙，而是结识了30年的朋友。他会迫不及待地打开我带去的烟，我们互相点上（虽然我平时很少抽烟），又拿出一瓶酒，无论是土的洋的，开胃还是消食的，然后就开始聊天。我在这交谈中看到了那曾经可亲可敬的外公在迟暮之年的寂寞，虽然这寂寞从来都在伴随着他。而我的外公和别人的外公也许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总能在书里找到宁静，安慰与快乐。
我不曾想过已行动迟缓，慢慢衰老的外公是否像幼时的我期待去他那里吃好吃的或和他一起游戏一样期待我的每一次探望。他不说，他独自走在路上，心里没有恐惧。我是从他的书里慢慢了解他的旅途：那八达岭曾经的驼铃，那春夜黄河的低唱，当然也有“北伐战争”时地狱般的武汉，“抗日”时被烧焦的山西的村庄，还有“文革”时北京的“抄家”。可是他关注的总是春天里枝头第一片绿了的叶子，小溪里游动的蝌蚪或是天边飞过的一只燕子，并把它们变成一个个故事，讲给一代代的孩子们。我不知道在看到了许多丑恶，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后，依然用一颗柔软纯朴的心对待这世界，用一颗从来不老的心与孩子游戏需要的是怎样的豁达与勇敢。
“我下次再来看您。”每次离开外公家时我这样与他道别。已行动艰难的他坐在沙发里总会点点头，挥挥手，脸上露着天真的微笑。我们谁都不会怀疑下一次的重逢，这是一个延续了三十多年的承诺。然而他悄悄地走了，在7月伏夏那灰蒙蒙的清晨，带着他经历的和憧憬的一切。那注定是条长长的路，因为那路是用人们的思念铺成。
外公继续着他一个人的旅行，而让我们这些后代，维持着他与这让他不断探索，不断发问的世界的联系。
他曾给了我很多，而这一次却是无法止住的泪水。
“我下次再来看您。”外公，您可能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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