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敌人发于政治上的凶欲，有意毁灭南开大学，适足以证明被毁灭者不但在文化上有伟大贡献，致惹起敌人的嫉恨，并且它所养成的青年，他们的思想和能力是给民族前途以重大保障，使敌人发生不容并立的感觉，致出于最残酷的一种手段。
――黄炎培
当我从书架上捡出10年前我编的《日军毁略南开暴行录》一书时，当我翻看日军炸毁南开校园的一张张照片时，彷佛历史又回到了68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年代，仿佛当年那片毁灭校园的火海在心头重新燃起。
那是1937年7月28日，日寇向天津发动全面进攻，南开大学成为他们攻击的重要目标。日本侵略者以猛烈炮火攻击各教学楼和师生宿舍，并派出飞行第六大队以“九二式50千瓦弹”轮番轰炸。正如日本史学家石岛纪之文在其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中说，日机连续轰炸天津四个小时，“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后来，日军承认“30日轰炸南开大学。其中一部分完全摧毁距天津城南方4公里的抗日据点南开大学”。（ 日本 飞行第六十战队会编：《飞行第六十战队小史》，昭和55年10月）当时的中央通讯社等媒体7月29、30日连续从天津发出报道：
“日机对南开大学显系有计划残酷的破坏文化机关，秀山堂、芝琴楼全被毁，木斋图书馆亦有一部炸毁”；
“两日来，日机在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尤注视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29日之轰炸，仅及二三处大楼，为全部毁灭计，乃于30日下午3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为二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
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损失惨重，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工厂、实验室等毁于一旦，所存教学仪器设备，破坏殆尽，插架琳琅之书库，已告一空，成套珍贵的西文期刊和中文典籍被劫运日本本土。其中包括中文图书10万册，西文图书4.5万册。以战前价值计算，损失约663万元（法币），约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损失的1/10。日军在野蛮轰炸南开大学后，立即对校园进行了军事占领。日军的第27师团搜索队，第27师团病马厂（包括病马血清研究所），第27师团通信队及第二中队（装甲车编制）都曾长期驻扎南开大学，据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史料班长原刚提供笔者的《日中战争中日本军队占领南开大学的有关记述》，当时日本搜索队400人，队长宫胁侃藏中佐。病马厂60人，厂长杉尾石松少佐。通信队200人，队长朝井宪章少佐、中岛平吉大尉。
为什么日军要炸毁南开大学？就是因为南开大学师生坚决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所以日军把爱国师生看作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在轰炸南开大学之前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毫不掩饰做了这种表示。著名记者爱波斯坦先生详细地记载了记者招待会的情景。
下午，一片寂静。外国记者又被请到日本人的新闻发布会议室。“先生们，”那位在英国受过训练的、衣冠楚楚的日军上尉说：“今天，我们要轰炸南开大学。”然而一天前，他还谈到他可能被杀呢。
“为什么？”外国记者异口同声地问。“先生们，这是因为暴乱的中国人在那里保持着军队”，所谓“暴乱的中国人”，并非用词不当。这是日本新闻发言人惯用的一个词，用来指中国军队。
“不”，一位记者说，“今天早上我曾在那里，并没有看到任何军队”。
“但那里的建筑很坚固，非常适于防守，中国人将利用它们。”
“你怎么知道？”记者冒失无礼地问。
“如果我是中国司令官，我会利用它们”，日本上尉满不在乎地说。“先生们，南开大学是一个抗日基地。凡是抗日基地，我们就要一律摧毁。”
“你这是什么意思？”
“南开学生抗日拥共，他们老是给我们制造麻烦。”
“但是，上尉，现在校园内并没有学生，目前正放暑假，空无一人。”
上尉真的发怒了。他说：“先生们，我是一个军人。我告诉各位，今天我们要炸毁南开大学，因为他是一个抗日基地，所有的中国大学都是抗日基地。”
“那么，日本军队将要轰炸中国所有的大学？”
“请原谅我。”
这是历史的见证。日本要炸毁南开是早有预谋的。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国内外人士的极大愤慨。中央通讯社1937年7月30日从南京报道：“天津南开大学经已故创办人严范孙先生及现任校长张伯苓博士四十年来惨淡经营，至今计成立大学、男女中学、小学四部，学生合计达三千余人。其大学、中学两部竟于昨、今两日被日军仇视，以飞机、大炮炸毁，中外人士莫不震愤。本京教育学术界人士，除教育部王部长三十日晨曾亲访张氏，致深切之慰问外，该校留京各校友，亦均纷纷前往，向张氏表示对母校极关切之意。”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罗家伦、竺可桢、王星拱七人8月1日致电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报告日军侵略南开暴行，请转达各国对日本进行制裁。原电略称：
日本在华北之军事侵略，现已在蹂躏北平附近，并沦天津为废墟，日军除残杀数千非武装的市民外，并以炸弹、燃烧弹蓄意毁灭南开大、中学之图书馆、实验室及宿舍之全部。南开为张伯苓博士三十三年来，辛苦经营二学府。为文化及人道计，鄙人等请求贵会，对于此种野蛮屠杀及肆意摧毁教育机关之行为，公开加以谴责，并请转达各国政府，对侵略者采有效制裁方法，庶公道复彰，而此项残酷行为，不致再现云云。
黄炎培在南开大学被炸第二天，即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吊南开大学》长文，严正指出：
我敢正告敌人，尽管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我南开大学现在和未来的师生，只有因此而激进了他们的抗敌救国的情绪。
我更正告敌人，你们既然有计划地毁灭文化机关，我愿在人类文化历史上，大书特书曰：日本帝国为企图灭亡中华民国，于某年某月某日用预定计划，毁灭华北著名文化机关南开大学。这是“一二八”焚毁上海东方图书馆后，第二次毁灭文化机关的暴行的铁证。
依我们所认识，文化的生命同它的价值，是超出政治之上的。今敌人发于政治上的凶欲，有意毁灭南开大学，适足以证明被毁灭者不但在文化上有伟大贡献，致惹起敌人的嫉恨，并且它所养成的青年，他们的思想和能力是给民族前途以重大保障，使敌人发生不容并立的感觉，致出于最残酷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意义之下，不惟我南开大学全部师生以及辛苦经营四十年的张伯苓校长，不应有丝毫悲丧，只有加倍奋激，并且是以大大安慰创办人严范孙先生在天之灵。
8月2日，世界教育会议在东京召开。胡适致电世界教育联合会会长孟禄博士，希望出席会议代表对日军蓄意炸毁张伯苓以33年精力创办扩展之南开大学与附中的野蛮行动，“予以判断与指斥”。8月3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基尔帕特里克教授向记者发表谈话：日本在华之行为，实属无耻而愚蠢。天津南开大学被毁，不足使该校归于消灭，良以日军炸弹残酷手段之结果，适足使该有名之学府万古不朽。日本军人此种恐怖政策，不特不能使日本获些微利益，且日本以武力所获得之土地，其结果仍将物归原主，终为中国所有也。再则日本以创造战争为扩充贸易之见解，彼以炸弹轰炸南开大学学生，夫学生为将来之统治阶级，此其行为实属荒谬，而不合逻辑。总之，按照余意，日本目前之行动，适足使中国抗日意志益趋一致，日本不久必将对此次暴行表示惋惜，吾人拭目待之可也。
8月5日在上海的文化艺术界人士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巴金、郑振铎、胡愈之、欧阳予倩、叶圣陶、胡风、夏衍、靳以、周扬、洪深、萧乾、郁达夫等56人也致电张伯苓表示慰问。张元济致函张伯苓谓：“暴日无道，辱我平津。贵校先遭殃及，先生四十年之经营毁于一旦，为之悲愤。然敌人所可毁我者有形之南开，而无形之南开已涌现庄严，可立而待。读报纸所载先生言论，又令人为之兴奋。我不信我中华民族终长此被人蹂践也。闻贵校已在蜀省设有分校，信否？现在如何规划复兴，甚愿知悉，风便祈赐一二。专此奉慰，伏维珍重。”1997年，笔者曾为茅盾等56人致电张伯苓一事，致函萧乾先生。当时已是87岁高龄的萧乾老人住在北京医院，他回信说“巴金、靳以与我三人最为接近，因而有一致行动之默契，每见属大义之举，我们总统一行动。我们三人中，靳以是南开毕业的（当时还有万家宝<曹禺>及孙浩然）。我自己1935～1936年在天津《大公报》工作时，也常去南开。巴金对南开也有深厚感情。何况日军如此灭绝人性之行动，怎不令人发指。我们对南开的好感还有一层：全国大学都是教育部官（办）或外国教会办的，惟独南开是民间办的。张伯苓先生在教育史上应是一伟大人物。我与张彭春在英国还有一段交往―――他随王世杰访英。也许正因为南开是张伯老一个钱一个钱募捐来而成的，当时它的遭遇太令人愤恨”。
日本炸毁南开大学60年过去了，日寇想毁灭南开大学的妄想没有实现，南开像凤凰涅?在战争废墟中重新崛起，南开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在南开土地上欠下的这笔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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