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向来是文学中深受人们关注的一个领域。西方早期以英国鲍斯威尔为代表的传统传记作家强调用传主的生活细节展现传主的个性，从而把传主展现为现实生活中的人。到上世纪20年代，又兴起以英国雷顿・斯特拉奇为代表的“新传记”文学，强调在写作中保持传记作家个人的“精神自由”，传记作家不能做“传主的奴仆”
30年代末，斯特拉奇去世，“新传记”因为斯特拉奇的仿效者们过度运用其他艺术门类的技巧和机械的心理分析手段而灭亡，但“新传记”对传统观念的质疑和对传记艺术性的强调给后来的传记带来了极大影响。在六七十年代以后主要西方国家出现的传记出版热中，我们看到：（1）立传的对象扩大了。以往立传的多是声望较高、功成名就的大人物，而如今，只要出了名的公众人物，只要是有特点的人生故事，只要书有卖点，就有人为其写传；（2）自我立传的多了。诸如下台高官、失意政客、过时明星、重大事件当事人等等，都热衷于运用回忆录、自传、日记、口述历史等等形式为自己立传；（3）有些著名作家，也卷入这股潮流来“凑热闹”。例如，美国红影星玛丽莲・梦露的传记已出过好几本，1992年著名作家冯内库特又特意为她写了一本传记；围绕梦露自杀的原因，几乎一种说法，就相应有一本所谓新的传记；（4）产生了新式传记的写法，不仅广泛移植了现代派文学的许多手法，有些更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例如，曾获1984年英国布克奖提名的、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以福楼拜小说中的鹦鹉为切入点，通过年表、日记、书信、报刊评论、别人的攻击、情人的自白等等交叉的出现，来展现福楼拜一生的功过，这种新式传记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英美前些年是怀念回忆的岁月。有位美国学者宣称，七八十年代是英美的“传记黄金时代”；90年代以来是“回忆录黄金时代”。人们如此专注于自己和他人的回忆之中，这与当前西方流行的“身份理论”不无关系。他们试图通过对过去的叙事性整理，回答那个古老的“我是谁？”的问题，从而认识自我，展示自我。其次，广大读者希望通过有影响力的名人传记，来塑造和期望自己的身份。这股传记热的出现，扩大了信息传播，把“神”请下神坛，使立传不再神秘。但是，它似乎也模糊了真实传记与虚构小说的形式界限，乃至也模糊了传统传记那种“树碑立传”的道德指归。就像美籍华人汤亭亭的《女勇士》，还有英国的《记住我吧》、《大事件》等等小人物的传记，曾引发一些不同的评论，就表明这种现象还在探索、整合之中。
以往我国学术界对西方“新传记”的研究很少。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新传记”的引进虽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但显得不系统、不平衡。“新传记”代表人物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在我国有四个译本、先后出版过五次，但他的成名作，也是“新传记”的经典《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直到2003年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伍尔芙的“新传记”《奥兰多》，或许由于实验性过强，2003年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伍尔芙小说系列”中当作小说出版。倒是莫洛亚和茨威格两人的“新传记”，在我国却被大批翻译出版。据粗略统计，茨威格的作品在80年代就翻译出版了二十几部，北京图书馆2002年所收藏的茨威格作品版本就达14种之多。最近几年，反映知名公众人物题材的传记，成为我国出版界追逐的热点，其中影响较大的当数译林出版社，该社先后出版了叶利钦、希拉里、克林顿、李文和等人的回忆录，还出版了杨振宁、贝克汉姆、马拉多纳等人不同体裁的传记类作品。其他不少出版社也在关注和竞购热门传记的版权，出版界这种竞争的态势，很可能使我国的西方传记出版热再一次升温。
1918年第一部“新传记”《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出版后，几年内连续再版八次。近年内一些西方名人的传记也连续销售业绩看好。西方传记何以受到一些读者的青睐？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两点是很现实的。一是人们向往、追逐名人成功的道路，指望从阅读中获得资讯上的启示与满足；二是在社会尽显浮躁的心态下，不少人爱看名人的“热闹”，这种“看热闹”心态在国外被贬称为“窥阴癖”，指人们希望看到传主的个人生活，隐秘心理，鲜为人知的轶闻、绯闻、甚至丑闻。对于这种心理状态，翻译界和出版界不应该只是迎合多出书，更应该注意选择、优化和引导，研究界也应当加强评论，努力对西方传记去芜取精，真正做到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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